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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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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9-03-22 13:36:10

10月初,往来于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断断续续看完了《7/56 up》,这是由Michael David Apted 执导的一部系列纪录片。

导演从1964年开始拍摄纪录片系列的第一部,采访来自英国不同阶层的14个7岁孩子,他们有的来自孤儿院,有的是上层社会的小孩。此后每隔7年,Apted都会重新采访当年的这些孩子,倾听他们的梦想和生活。

在中国,也有这样一部记录片,导演郑琼用10年时间,追踪了中国3个年轻人的起伏人生。

来自甘肃大山深处的小女孩马百娟,2009年,在家待到10岁的她开始到野鹊沟小学读书。“上学要打工,不上学也要打工,为什么要上学?”这是马百娟父亲的理由。直到野鹊沟小学校长出面游说,她才有机会背上书包。

马百娟的爸爸,那张脸像是野鹊沟沟壑纵横的地图,妈妈智力障碍。百娟的哥哥14岁就离家打工。每天,不变的晚餐画面是几个人围着一张矮小方桌,就着一碟咸菜,默默咀嚼,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家长里短。高考对于她,宛如遥远夜空中的星星,对,它真的明亮耀眼,但你无法确定它在哪里。

2012年,马百娟辍学,因为“女孩子念那么多书也是没用”。之后,16岁的马百娟,嫁给了表哥。剧组再见到她时,她已经怀孕做了母亲,被父亲灌输“女娃娃是别人家的人”的她过上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日子。

2009年,17岁的北京女孩袁晗寒在家里和导演聊天,她也打算辍学。这个在中央美术学院附中读书的姑娘,父亲是房地产商人,母亲陪着她从音乐、舞蹈到美术,轮番尝试。

离开北京的晗寒到德国杜塞尔多夫就读艺术方向的硕士。尽管全世界顶级学者、艺术家在这儿讲学、开讲座,见惯了世面的 晗寒并不以为然,她一进画室就胃疼,她去魏玛和朋友玩,用烟草酒精作为消遣。

马百娟做母亲的那一年,袁晗寒从德国“学成归来”,到上海余德耀美术馆实习。同年,她在北京注册了自己的艺术品投资公司。家里人并没有指望她事业成功,“一个女孩,活得快乐最重要”,父亲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她做各种投资。

她总是一副闲云野鹤的潇洒,能讲流利的德语、英语,有不必刻 意衔接的国际视野,可以选择学业,也可以选择职业,选择朋友,随时可以换 ,无所谓。

在马百娟和袁晗寒之间的徐佳,是这个国家的大多数。

2009年,徐佳拿到自己的高考成绩,497分,和第一次高考一样离当年湖北的二本分数线还差7分,夏日里,他感觉浑身发冷,头晕目眩。两年前,亲戚承包了一个山头,一天午后,父亲开着亲戚的大卡车,连人带车栽下山去。念大学,是他父亲的遗愿。

2012年,小镇青年徐佳在湖北工业大学读大三,社会中的一切焦虑和浮躁,大学里一样不会少。被称作一线城市的“北上广深”,是许多农民工后代的梦想,徐佳渴望去上海发展,投了简历后却反馈寥寥。

徐佳最终努力留在了省会城市武汉,他有了房子车子,自觉够到了中产阶层。是的,他足以让母亲在村里挺直腰板引以为傲。

在袁晗寒成为艺术品投资公司CEO那一年,徐佳在微信朋友圈上说:“生活没有眼前的苟且,也没有诗和远方。”大学毕业前,他就想去西藏骑行,但拿不出往返4000多元的路费,到现在也没走成……

这部名为《出路》的纪录片,现被美国明尼苏达州大学及亚洲电影资料馆收藏。

认识郑琼,最初是在一次专栏作家的饭局上。她是不折不扣的文艺女青年,感性,漂泊,不富裕。有一段时间,她常拉上我吃饭。我那时特别讨厌和矫情,喜欢各种名牌,去豪华饭店下午茶可以,小饭馆一律不进。还记得有一次汪永晨打算拉着我一起做一个环保NGO的调查撰稿,郑琼笃定地说:“刘维尼不会去的,你下次做私人飞机项目时再拉着她吧。”这些话让我倍感羞愧。

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此后,我开始每个月参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募捐项目,资助像马百娟那样家庭的中国贫穷孩子。如今,穿着Marmot、Aigle和牛仔裤球鞋,跟外在的华丽彻底道别,亦是我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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