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锐思想终于颠覆了满清王朝，一群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走向了台前。随后，立宪、军政、资本、人权、共和……诸多标签打在了此间过往之人身上。百年之后，他们的剪影开始有了一个清晰的轮廓，虽然这个周期似乎有点太长了。
历史，总会有诸多的巧合与联系，无论显性还是隐性。
孙中山，很伟大，也很天真，天真地想成为美国的华盛顿。他希望将孱弱的农业大国改良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家，其一生都在修订自己的革命理论，只可惜，改革的诸多主张，仅仅落于纸面。画饼固然能充饥，但现实的苍生，并非需要高高在上的宏伟目标，浪漫主义的情怀，很快夭折在权欲的争斗之中。
汽车制造，若如孙之想，可以假洋人之手，那么现在，我们确实很好地继承了孙的衣钵，当然，这已经不是当年孙中山求助亨利·福特，仅仅在上海搞了一个销售服务点，“万国汽车”早已齐聚中国，在洋品牌的“包围”下，国人一边享受着汽车社会，一边大骂中国汽车自主的血统问题，全球一体化趋势与中国车业的过往历史，使得“正本清源”只是狭隘的唯心主义，但注入新鲜的华系基因，却又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一场未完成的革命，在乎孙对西方思想的不够了解，对中国思想的把握不清；中国汽车工业的“外强中干”，在乎对西方巨头的过度倚重，对中国现状的无能为力。于是，我们当下更多看到了“画饼”似的诸多法规条款，中国汽车市场的庞大需求，如同一张没有边际的大网，将产销与利润网罗其中，汽车强国之理想，孤独地隔网兴叹，即使打着“合资自主”的旗号，又能如何？
留着两撇漂亮的胡子，左拥右抱着二三四姨太，如果有人搞得他不高兴，通常都是一边吃着姨太们喂过来的葡萄（为什么电视中的他们总是吃葡萄呢？），一边发出一句轻描淡写的话“拖出去毙了”，这是大帅们在常人心中的固定肖像。但无论是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直皖奉三大军阀，还是阎锡山、谭延闿、阎锡山、冯玉祥、龙云、陆荣廷、李宗仁这些地方势力，他们都有实业救国的印记。相对宽松的经济政策，让各方势力不分属性，跃上台前。然而，犹如张作霖的防弹轿车并没有在关键时刻保住他的命，他被日本人炸死在了皇姑屯的列车上。民族资本的短暂春天，也被扼杀在内乱与帝国主义的肆虐中。
轻重工业处在极度不平衡的天平上。棉花、纺织这样的轻工业，发展得再欣欣向荣，也是当时民族资本先天不足、后天乏力的表现。铁路、枪支、弹药、钢铁、煤矿……这样一个政治意味浓重的范围，被垄断在官僚资本手中。各大军阀背后的靠山，更是倚此渗透进中国经济的命脉，换言之，重工业的布局，也可见各方军国主义的角力。铁甲列车，撞开了泱泱大国，官僚资本与洋资本，将民族资本逼到了死角。而在破败马车与人力三轮车的穿梭中，汽车在那个年代，属权贵的身份象征，街头见之，低头避让，稍有不慎，或将引祸上身。
百年之后，方觉恍然。大呼车业全面开放，洋资本换个面目，又从整车销售终端转移到产业链条的各个环节，却未能引起各方警觉。国有资本仍然占据更多优势，背后还有地方政府的GDP崇拜作祟。“国进民退”的现象被认为是“死灰复燃”，此话虽说得有点严重了，但不能否认民企在所谓“最为开放的车业”中仍存桎梏。那些不得不通过上市来募集资金的民企们，如果不制造些概念性的“噱头”，又何来资本市场的青睐？难怪现在的李书福，也收敛了狂妄的姿态，赶紧随相关部门挥动的大旗来决定企业的发展方向。身份的标签，让民族品牌没有摆脱洋品牌的打压，官老爷们都坐着“奥迪”，还骂“红旗”不给力，是中国汽车自己不争气，还是当政者习惯了身份的尊贵？
光头的蒋介石，不足1米7的矮小身躯终于站在了权力的云端，这个充满争议的人物，且不论其“独裁者”的身份，相比之前诸公，对中国工业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关键因素在于两点：其一，权谋相当厉害。其二，靠山的不断变换获取多元的政治资源。德国人来了又走，日本人中间搅局，美国人又扮“好心”及时出现，蒋的主政时代，抛却政治因素，走马灯似的国际战略伙伴，确实为中国带来多元的工业基础（包括汽车）。奔驰、凯迪拉克、雪铁龙、丰田……日渐行驶在狭窄的民巷之中。
然而，蒋的最大失败，在于其对权力的把控以及地盘意识的浓烈，最终因失去民心而交出政权。台湾晚年，他喃喃自语，“是我们自己打败了自己”，一代枭雄，萎缩得凸显悲凉。如果有一天，当后人问起，为什么造了这么多车，我们还是不爱开自己造的车呢？那时，我们会不会怅然回答“是我们自己打败了自己”？
还不能如此做出评论。国人对中国汽车自主的憧憬与期盼，固然有“理想”的成分存在，但各位汽车大佬与当政部门给出的解释，为何不能抚平民众的情绪？跨国巨头悉数抢滩登场，当然，它们已非蒋时代的政治智囊，挖掘隐藏的“黄金”，是正常的市场化经济规律。但后合资时代，“中国制造”的地位为何迟迟未见实质性的提升？全球看重的，是中国的大市场，并非是太多的国力、实力与魄力。而当政治变相地压在市场化运作之上，犹如新能源的“政绩工程”与“弯道超车”谬论，中国汽车工业发展难免有点变形。几千万的资金砸下去，说掉头就掉头，好不轻松。深层次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失去民心的政权，与失去民心的国民车，有相通之处。
奉行“枪杆子出政权”的共产党，凭借热情与奋斗，硬是在荒地与大山中，艰难地将汽车工业扶持“上位”，不同于之前，这一段从零起步到1800万辆庞大规模的历史，已为世人熟知，故不赘述。但在与“全球接轨”的大口号下，技术的落后、管理的原始、体制的包袱、外资的围剿，都使得中国汽车强国之梦走得相当坎坷，道路有许多条，探索还在进行，直到今天也未形成定论。
腐朽如清王朝，逼迫中国文化呈现“僵化”之貌，这一弊病使得100年的中国人，只知模仿：模仿苏联，模仿日本，模仿欧洲，模仿美国……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确实有极大的进步，可扪心自问，我们的工业和建设有多少是自己的创新？我们种种政策有多少是针对实际的情况认真设计，长远规划？直至今日，中国汽车工业的最大问题依然在于，模仿的痕迹不可去掉，而用心的成分究竟有多少？
某个暴躁的士兵开枪后，武昌起义的大幕就拉开了。某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农民喊出要打败通用、丰田，某个垂垂老矣的重庆袍哥扬言要把汽车“论斤”卖之后，中国原有的“三大三小”格局，才真正有了松动的些许迹象。
如同一切宏大的历史，偶然事件的背后，一定是必然的逻辑在起作用。大清帝国不是因为甲午海战才腐朽败落，苹果即使不落在牛顿的头顶也会落在其他科学家的头顶，欧洲列强决不会仅仅为了萨拉热窝那个冲动的中学生就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辛亥革命的基础，是孙中山的执着、黄兴的冲刺、宋教仁的理想，是康有为的探索、梁启超的思考、谭嗣同的牺牲，是魏源的《海国图志》、严复的《天演论》、容闳的《西学东渐记》……那么，中国汽车工业的基础，仅仅是哀悼般地回忆当年一汽、二汽的勤劳、热情与吆喝，继而自我膨胀满足，就够了吗？中国车业，尚无宏大的叙事结构！
100年前，一个农民在大街上被革命党人揪住并剪掉辫子，农民与革命党人错位而迷茫的眼神，也许在问：为什么要剪辫子？革命如何才不是阿Q式剪辫子革命？还有，武昌起义的一声炮响，炮弹的最终落点如果不是末代皇帝的龙榻，那么，它在哪儿？如果中国汽车工业从零部件起步，如果李书福的第一声呼喊能够引起当年的重视，如果冒进式的扩能圈地不被众人模仿，如果……太多的如果，中国汽车工业又会怎样？
辛亥百年了，“和谐”成为了“妥协”的代名词，有时候，偶有他人发出一声怒吼，也被“和谐”的嘘声止住了。不需革命，无需清洗，只需理性的声音时常发出，来修正非理性的现象。
狂想，理想，空想……中国百年历史车轮，轰然驶过，承载了梦想，也吞噬着梦想。实现了的，只是少部分，没实现的，孤影惘然。中国错过了很多机会，但一样还有很多机会，如同此间的中国汽车工业一样。没有梦想，是最可怕的民族原罪。如果梦想只做裙边与口哨，躺在温床上睡大觉，那将是民族的罪人。这或许才是纪念辛亥百年的意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