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苏联帝国轰然倒塌以后，世界好像突然踩了油门踏板：两极格局掩盖下的民族纷争纷纷涌现，此起彼伏的热点战争代替了两大阵营的冷战。随之而来的世界贸易量大爆发，被两次世界大战打断的重商主义似乎又回来了。
二战之前，大多数经济活动被束缚在疆界和海关范围内。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相对其国内经济而言，仍然居于从属地位。大国相信，要想推行自己意志，必须依靠政治、军事力量，展示肌肉和决心。
全球化时代，几乎所有国家的经济生活都必须与其他国家发生密切联系。1991年到2009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额的年均增长幅度为11.8%，超过同期贸易额的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年均7%）。从经济角度讲，国家不再是完全“独立”的了。一国的经济政策和活动必然受到其他国家的牵制。
近两年，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世界银行的执行机构）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以中印为首的发展中国家话语权获得提升。两大机构从发达国家的御用金融工具，逐渐演变为全球金融、经济、贸易协调平台。它们对于全球经济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危机时刻的互助救援行动中，更体现在制定和协调经济政策中。发达国家似乎乐于有限出让投票权，换取新兴国家分担部分义务。
世行总裁惯例由美国人担任，IMF总裁则历来出自欧洲。欧美仍然没有放弃绝对控制权，然而世界经济力量对比的量变，早晚将促使两大机构实行彻底的变革，以适应世界新经济形势的变迁。
相比之下，联合国（UN）的地位显得尴尬。伊拉克战争、巴以冲突、以黎争端、联合国财政危机都在侵蚀联合国的权威。全球化的结果之一，就是将二战后形成的政治格局淡化。作为二战以后大国政治的标志，联合国逐渐被边缘化，甚至有沦为清谈场所的危险。经济政治化居然削弱了最大的国际政治机构，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国际经济政治”
冷战之后，传统的大国权力政治仍然发挥作用，但武力的使用成本日益高企。很多国家更愿运用自己的经济手段对两国或多边关系施加影响，可以称为“国际经济政治”。简言之，就是用经济手段达到政治目的，最终转一个圈，还是落在经济利益上。
年初闹得沸沸扬扬的丰田召回案，最初涉及的仅是产品质量引发的法律纠纷，进而扩展到威胁大公司的商业信誉。随后，政治势力参与进来：美国商务部、交通运输部的高官，发表对丰田商誉毁灭性的谈话；众多议员在国会山的摄像机镜头前，对丰田章男极尽挤对、诘难之能事；白宫发言人也代表奥巴马向丰田施加压力。与其说敦促其采取措施，还不如说展示政治秀。
受益最大的是谁？无非是美国汽车工业，福特、新通用迅速抢占了丰田失去的市场份额。议员们也捞到了“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形象。丰田遭到围剿，不仅因为自己的错误，更因为在美国市场上独大地位，无法让美国政治势力接受，被打压是早晚的事，没有“踏板门”，也会有别的“门”。
在此事件中，日本政府不置一词，低调到驯服的程度，使事件没有演变成国与国的争端。但在贸易干预主义面前，即使想低调，也无可回避。美国为了削减庞大贸易逆差，摆脱靠发行国债弥补经常项目逆差的做法，采取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即狂印纸币，增加流动性，操纵美元贬值。如此一来，全球范围内的大宗农产品、矿产资源、能源价格飙升。同时，逼迫人民币升值，手段就是将贸易和汇率挂钩，把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变成施压的对象。《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则赋予美国国内立法以域外效力，干预他国之间的贸易。
很多人诟病中国应对措施偏软，呼吁将前一阵子美中间轮胎、铜管对肉鸡、汽车的贸易战扩大化。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而投资表现为逆差，如果美国对中国实施惩罚性关税，提议拿美国对华的汽车投资开刀，打击美国的痛处。比如修改外国资本投资法律，取消合资企业经营优惠政策。
但这样的做法坏处有三：其一、违反我国的世贸承诺，授人以柄；其二、中国将损失税收、劳动力岗位和市场繁荣；其三、恶化投资环境，迫使外资逃离。
双方调门的提高都局限于民间和立法层面，政府的态度都比较谨慎。问题是美国人试图在WTO游戏规则之外采取措施，开了一个坏的先例。
政治与经济不同步
虽然我国与日美欧贸易摩擦不断，但同这些国家或联盟经济关系日益紧密。为此，各方没有选择，必须维系双边或多边政治关系，即所谓“斗而不破”。
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互为友好邻邦，中国对五国的贸易额增长幅度，却远远落后于对非、对美日欧，甚至东盟。五国均以向中国提供初级原料和能源为主，中国对其出口以工业制成品。除俄外，其他四国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制约了吸纳中国出口商品的能力。目前来看，贸易数字远远反映不了彼此融洽的政治关系。这表明，政治关系不能完全左右经济联系。
也有完全相反的例子，中印间政治关系冷淡，但民间贸易如火如荼。印度人口众多，偏偏选择产业链最短的服务外包业。中国制造业是长项，两者经济互补性强。近年中国汽车产业和通讯产业发展迅速，均以产业链长、带动上游产业能力强著称，这两个行业的企业都积极开拓印度市场。
据印度《经济时报》报道，中国的汽车目前正 “排队”等候进入印度市场，并将印度视为一个低成本的出口基地和高质量的亚洲集散中心。
上汽、北汽福田、一汽、奇瑞、吉利、长城等汽车公司计划或已经将其旗下轻型货车、轿车、重卡及公共汽车等引入印度市场，通用五菱斥资数亿美元与印度本土汽车制造商合资兴建组装厂，以便打造成本更低的出口基地辐射东南亚。
有人预计，到2020年，中印直接贸易额将达4000亿美元，超过中美之间。而直接投资也将跃升至80亿美元，是现在的10倍。期待那时的政治关系应该因应密切的经济联系，变得热乎起来。
当今，我们所处的世界似乎可以称为“新重商主义”。各国只忙着追逐经济利益，意识形态、地缘政治的竞争逐渐退居幕后。这仅是周期性的循环，还是一个全新的历史进程？有待于后人站在更宏观的时间尺度上去判断，身在“庐山”的我们很难窥其全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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