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全球的电视观众都已经看过，距离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威尼斯东南约82公里的墨西哥湾海面上，英国BP公司所属的“深水地平线”钻井平台燃起熊熊大火，火势持续36小时后，钻井平台缓慢地倾斜、滑入水中。谁也没有想到，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生态灾难的开始：每天近5万桶原油泄漏到墨西哥湾，足足持续了86天，才被手忙脚乱的BP公司暂时控制住。
灾难远未结束。原油带已经扩展到几千平方公里，沿岸的养殖、捕鱼、旅游、服务业已经陷入萧条。被污染湿地几十年内都无法恢复，某些近海生物可能永远都不再出现，这些损失很难用钱来量化。
一口近海井泄漏造成的环境影响，与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伊拉克从科威特撤退时点燃的数千口油井造成的灾难相比，不遑多让。近海采油带来的巨大环境风险，让人咋舌。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这种倒霉事居然发生在拥有百年历史、先进深海开采经验和技术的BP头上，而受害者则是环保主义的发源地、禁止近海石油开采的国家——美国。
美国禁令的“后门”
事实上，美国有关近海石油开采禁令有两个，一个是国会的法律禁令，另一个则是联邦政府颁布的行政禁令。国会的法律禁令于1981年颁布，此后每年经重审延长，目前已连续维持29年之久；政府的行政禁令始于1990年。只有这两个禁令同时都被解除，石油公司方可在近海油田开采石油。
两种禁令范围不同。前者在立法上冻结距离海岸线4.8公里到322公里的大陆架开采，范围主要包括东西两大洋沿岸；而后者是前者的扩大和补充，增加了阿拉斯加北极沿岸和东墨西哥湾。1989年，埃克森公司的油轮在阿拉斯加触礁引发30万加仑的原油泄漏，老布什政府根据“群众呼声”签署行政禁令。
然而，明眼人一看便知，不论哪种禁令都对西墨西哥湾林立的钻井平台保持沉默，这里的原油产量占美国总产量的1/4，勘探开采权大多被得克萨斯石油巨头瓜分，而布什家族与得克萨斯巨头的关系盘根错节。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后门为谁而设不言而喻。
而小布什政府则在2008年石油价格高涨之际宣布解除行政禁令。这对父子并非在做政治游戏，小布什并不认同乃父的政治思想，继承的是里根主义，新保守主义者的上台意味着寡头势力复辟。
所谓民主政治就像“尿不湿”，每次更迭都基于同样肮脏的理由。显然石油巨头们都想趁油价高涨捞一票，于是才有“解禁”一说。虽然解禁正式生效需要等到2012年，而增产效应至少还要等10年，但仍然能够马上兑现政治利益。政府的态度和倾向，有时比真正的产业变动更具影响力。
问题现在来了，奥巴马政府一方面承受舆论巨大压力，众多环保色彩浓厚的NGO组织一致要求封杀解禁令，至少要逐年延期。而推翻往届政府决策，将受到能源企业、院外活动集团、国会共和党势力的阻挠。中期选举在即，该问题如果作为议案提交国会受阻，即使总统动用否决权，也会让选民觉得民主党缺乏执行力。何况，新禁令不利于降低失业率、抬高投资率，从而给选情带来负面影响。
环保选项很简单清晰，那就是尽量让碳藏于地下，而不是发现和烧掉它们。作为富有的超级大国，更有实力和责任把注意力转向替代能源。而种种政治考虑则会将事情推向反面，简单的也就变得复杂。
央企闯祸，全民买单
尽管英国人在美国捅了大篓子，但我们没资格嘲笑别人，因为事情如果发生在我们头上，结果可能更糟。这并非完全的假设，大连港输油管爆炸引发的原油泄漏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证明这一点。
BP疯狂赶工中，疲于应付井内持续升高的压力，而无暇顾及早已发现的渗油现象，终于酿成大祸。而大连事故的原因，则为误向空油管注入含有强氧化剂的脱硫剂，引发大火和爆炸，属于低层次的管理和协调问题，根本没什么技术含量。虽然调动了半个辽宁省的消防队扑救，仍然造成严重的原油泄漏事故。海上吸油主要靠吸油船、吸油毡、石油分解剂，但上述装备、物资很快告罄。辽宁海事局明显缺乏应对大规模海上污染的准备，只好征调了2000多艘渔船用土法作业。当地居民和志愿者也用头发、麻袋、大麦秸秆等收集油污。事故发生之前，消防队对港口油罐、输油管、化学品罐配置和安全设施不无微词，但根本没有办法对中石油施加影响。环保局也对其发出过环境测评警告，但均被置之不理。
比较而言，我国的石油开采、运输安全方面处于原始状态。职能部门只能搞定一些小事故，面对大连原油泄漏，只好又祭起人海战术的看家法宝。更令人担忧的，是对央企缺乏约束力。国资委下设巡视员的做法效果欠佳，央企虽然只有100多个，但它们的规模庞大、下属企业众多，而且分布广泛，巡视员根本无力一一监管、视察。除此之外，其他部门都对央企具体经营行为缺乏管控。
市场受到抑制，竞争不充分，造成央企独大，缺乏追求技术进步的根本动力，管理水平低下，是造成这类事故的根本原因。这种情况下，大连事故不是第一次，以后还会发生。
类似的，吉林石化屡次严重污染松花江水系，至今未见对下游有动真格的赔偿。BP面临的天价赔偿不会发生在我们的央企身上，国有资产性质就是它们的护身符。“全民所有”不应该让环境侵害行为免责，生活在污染环境中的居民自然人、企业有权要求赔偿。这样才能促使国企纠正某些傲慢的鲁莽行为。
中海油的战略漏洞
根据我国政策，水深在5米以下的所有水域油气开采权属于中海油。但中海油的技术储备能力不足，目前仅能在水深300米以内的大陆架开采。而资源丰富的南海，中海油仅能在浅水区的北部湾和珠江口活动，在富含油气层、平均水深3000米的南海大部，中海油没打能出一滴油。
如果与外国公司合作开采，需要付给外方50%左右的收益。尽管在储量未探明的初期可以降低风险，而一旦形成稳定产量，自家的资源长期与别人对半分，不免有点肉痛。
海洋工程装备第一阵营主要是欧美公司,垄断着开发设计、工程总包和关键配套设备的供货;第二阵营是韩国和新加坡,在总装制造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中国只能制造一些低端产品,属于第三阵营。
为了改变现状，中海油的确做出了长期努力。收购优尼科失败以后，中海油已经打造出自己的深海物探、开采、铺管船队。中海油董事长傅成玉5月份表示,中海油未来20年内在南海的投资将超过2000亿元,仅在深水钻探设备上的第一期投入就达到150亿元。
但应对事故的安全装备呢？与大钻井平台相适应的吸油船有建设计划吗？近岸、大陆架、深海油井开采计划都经过安全评审吗？所谓评审是否类似自来水涨价听证会一样，属于事先写好脚本的“舞台剧”？遗憾的是，这些均没有媒体报道宣传。当然，不能排除中海油已经进行了秘密环保设备建造、秘密制定事故预案。从眼下中海油的动作看，其更急于获得进军海洋所需的技术装备和勘探、开采技术，环保评估处于放任状态，应急措施处于低水平。不能不说，中海油的深海战略存在明显漏洞。
我们看到，即使英美两国，面对墨西哥湾的大规模泄漏，初期的几个控油策略均告失败。最终成功控制漏油的“大礼帽”（混凝土罩）经过8个星期才设计制作完成。而我们在这方面的应对措施更加乏善可陈，如果不同时推进安全装备的研制工作，只注重把资金投向生产设备，缺乏深海钻探经验的中海油，面对深海井的巨大压力，如果应对不当，南海版井喷事故并非痴人说梦。只凭借现有条件，灾难发生时，我们的表现不会好于BP公司和美国海岸警备队。
几乎全球的电视观众都已经看过，距离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威尼斯东南约82公里的墨西哥湾海面上，英国BP公司所属的“深水地平线”钻井平台燃起熊熊大火，火势持续36小时后，钻井平台缓慢地倾斜、滑入水中。谁也没有想到，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生态灾难的开始：每天近5万桶原油泄漏到墨西哥湾，足足持续了86天，才被手忙脚乱的BP公司暂时控制住。
灾难远未结束。原油带已经扩展到几千平方公里，沿岸的养殖、捕鱼、旅游、服务业已经陷入萧条。被污染湿地几十年内都无法恢复，某些近海生物可能永远都不再出现，这些损失很难用钱来量化。
一口近海井泄漏造成的环境影响，与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伊拉克从科威特撤退时点燃的数千口油井造成的灾难相比，不遑多让。近海采油带来的巨大环境风险，让人咋舌。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这种倒霉事居然发生在拥有百年历史、先进深海开采经验和技术的BP头上，而受害者则是环保主义的发源地、禁止近海石油开采的国家——美国。
美国禁令的“后门”
事实上，美国有关近海石油开采禁令有两个，一个是国会的法律禁令，另一个则是联邦政府颁布的行政禁令。国会的法律禁令于1981年颁布，此后每年经重审延长，目前已连续维持29年之久；政府的行政禁令始于1990年。只有这两个禁令同时都被解除，石油公司方可在近海油田开采石油。 两种禁令范围不同。前者在立法上冻结距离海岸线4.8公里到322公里的大陆架开采，范围主要包括东西两大洋沿岸；而后者是前者的扩大和补充，增加了阿拉斯加北极沿岸和东墨西哥湾。1989年，埃克森公司的油轮在阿拉斯加触礁引发30万加仑的原油泄漏，老布什政府根据“群众呼声”签署行政禁令。
然而，明眼人一看便知，不论哪种禁令都对西墨西哥湾林立的钻井平台保持沉默，这里的原油产量占美国总产量的1/4，勘探开采权大多被得克萨斯石油巨头瓜分，而布什家族与得克萨斯巨头的关系盘根错节。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后门为谁而设不言而喻。
而小布什政府则在2008年石油价格高涨之际宣布解除行政禁令。这对父子并非在做政治游戏，小布什并不认同乃父的政治思想，继承的是里根主义，新保守主义者的上台意味着寡头势力复辟。
所谓民主政治就像“尿不湿”，每次更迭都基于同样肮脏的理由。显然石油巨头们都想趁油价高涨捞一票，于是才有“解禁”一说。虽然解禁正式生效需要等到2012年，而增产效应至少还要等10年，但仍然能够马上兑现政治利益。政府的态度和倾向，有时比真正的产业变动更具影响力。 问题现在来了，奥巴马政府一方面承受舆论巨大压力，众多环保色彩浓厚的NGO组织一致要求封杀解禁令，至少要逐年延期。而推翻往届政府决策，将受到能源企业、院外活动集团、国会共和党势力的阻挠。中期选举在即，该问题如果作为议案提交国会受阻，即使总统动用否决权，也会让选民觉得民主党缺乏执行力。何况，新禁令不利于降低失业率、抬高投资率，从而给选情带来负面影响。
环保选项很简单清晰，那就是尽量让碳藏于地下，而不是发现和烧掉它们。作为富有的超级大国，更有实力和责任把注意力转向替代能源。而种种政治考虑则会将事情推向反面，简单的也就变得复杂。
央企闯祸，全民买单
尽管英国人在美国捅了大篓子，但我们没资格嘲笑别人，因为事情如果发生在我们头上，结果可能更糟。这并非完全的假设，大连港输油管爆炸引发的原油泄漏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证明这一点。
BP疯狂赶工中，疲于应付井内持续升高的压力，而无暇顾及早已发现的渗油现象，终于酿成大祸。而大连事故的原因，则为误向空油管注入含有强氧化剂的脱硫剂，引发大火和爆炸，属于低层次的管理和协调问题，根本没什么技术含量。虽然调动了半个辽宁省的消防队扑救，仍然造成严重的原油泄漏事故。海上吸油主要靠吸油船、吸油毡、石油分解剂，但上述装备、物资很快告罄。辽宁海事局明显缺乏应对大规模海上污染的准备，只好征调了2000多艘渔船用土法作业。当地居民和志愿者也用头发、麻袋、大麦秸秆等收集油污。事故发生之前，消防队对港口油罐、输油管、化学品罐配置和安全设施不无微词，但根本没有办法对中石油施加影响。环保局也对其发出过环境测评警告，但均被置之不理。
比较而言，我国的石油开采、运输安全方面处于原始状态。职能部门只能搞定一些小事故，面对大连原油泄漏，只好又祭起人海战术的看家法宝。更令人担忧的，是对央企缺乏约束力。国资委下设巡视员的做法效果欠佳，央企虽然只有100多个，但它们的规模庞大、下属企业众多，而且分布广泛，巡视员根本无力一一监管、视察。除此之外，其他部门都对央企具体经营行为缺乏管控。
市场受到抑制，竞争不充分，造成央企独大，缺乏追求技术进步的根本动力，管理水平低下，是造成这类事故的根本原因。这种情况下，大连事故不是第一次，以后还会发生。
类似的，吉林石化屡次严重污染松花江水系，至今未见对下游有动真格的赔偿。BP面临的天价赔偿不会发生在我们的央企身上，国有资产性质就是它们的护身符。“全民所有”不应该让环境侵害行为免责，生活在污染环境中的居民自然人、企业有权要求赔偿。这样才能促使国企纠正某些傲慢的鲁莽行为。
中海油的战略漏洞
根据我国政策，水深在5米以下的所有水域油气开采权属于中海油。但中海油的技术储备能力不足，目前仅能在水深300米以内的大陆架开采。而资源丰富的南海，中海油仅能在浅水区的北部湾和珠江口活动，在富含油气层、平均水深3000米的南海大部，中海油没打能出一滴油。
如果与外国公司合作开采，需要付给外方50%左右的收益。尽管在储量未探明的初期可以降低风险，而一旦形成稳定产量，自家的资源长期与别人对半分，不免有点肉痛。
海洋工程装备第一阵营主要是欧美公司,垄断着开发设计、工程总包和关键配套设备的供货;第二阵营是韩国和新加坡,在总装制造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中国只能制造一些低端产品,属于第三阵营。
为了改变现状，中海油的确做出了长期努力。收购优尼科失败以后，中海油已经打造出自己的深海物探、开采、铺管船队。中海油董事长傅成玉5月份表示,中海油未来20年内在南海的投资将超过2000亿元,仅在深水钻探设备上的第一期投入就达到150亿元。
但应对事故的安全装备呢？与大钻井平台相适应的吸油船有建设计划吗？近岸、大陆架、深海油井开采计划都经过安全评审吗？所谓评审是否类似自来水涨价听证会一样，属于事先写好脚本的“舞台剧”？遗憾的是，这些均没有媒体报道宣传。当然，不能排除中海油已经进行了秘密环保设备建造、秘密制定事故预案。从眼下中海油的动作看，其更急于获得进军海洋所需的技术装备和勘探、开采技术，环保评估处于放任状态，应急措施处于低水平。不能不说，中海油的深海战略存在明显漏洞。
我们看到，即使英美两国，面对墨西哥湾的大规模泄漏，初期的几个控油策略均告失败。最终成功控制漏油的“大礼帽”（混凝土罩）经过8个星期才设计制作完成。而我们在这方面的应对措施更加乏善可陈，如果不同时推进安全装备的研制工作，只注重把资金投向生产设备，缺乏深海钻探经验的中海油，面对深海井的巨大压力，如果应对不当，南海版井喷事故并非痴人说梦。只凭借现有条件，灾难发生时，我们的表现不会好于BP公司和美国海岸警备队。
【版权声明】本文系汽车人传媒独家原创稿件，版权为汽车人传媒所有。欢迎转载，请务必说明出处及作者，否则必将追究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