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田罢工和富士康事件引起的风波渐渐淡去，但两者引发的模仿效应远未结束，此后的本田制锁以及丰田饰件罢工。前者关乎精神，后者关乎物质，都足以成为中国工业化的标杆性事件。
笔者认为，这对于中国制造来说，不亚于一次地震，因为中国制造长期以来的低成本和利用人口红利优势的格局，可能发生很大的裂变，而且，此两次事件涉及到IT外包和汽车制造两大核心产业。对于整个制造行业的影响，将比预料中更为深远。
短期来说，富士康的“13连跳”和本田停产事件都以工人获取薪资的提升暂时偃旗息鼓。但是，中国在尚未完成最终的工业化体系的全产业链均衡发展时，因为经济增长的分配机制畸形，导致成果的分配不公现状，如果直接采取激进的跃进发展，对于基础尚且薄弱的中国工业，其利害关系，仍然是一个有待验证的课题。
从长远来说，如果长期隔离和拉大经济增长成果中参与者之间的社会分配机制，必然会导致社会体系的剧烈动荡；如果贸然打乱这种转型期间相对合理的机制，对于正在进行中国式补充工业革命产生的冲击，也是不得不面对的重要课题。所以，在正常的工业化进程和基层员工的成果分配机制之间，毫无疑问，无论对于学术界还是决策者，都是两难之选。
许多专家和学者已经进行了深入的解析，因为人口激增和社会二元制制度的长期存在，不仅让中国错失工业革命带来的人类文明的跃进，而且，目前只能通过大量的相对廉价的人力资源去实践工业推进的速度。
这种制度本身有着固有的局限性。以大规模制造的汽车工业为例，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无论是德国还是法国，这些率先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在人力资源停滞增长的压力之下，从先行者奔驰汽车和福特汽车伊始，开始在汽车工业化生产的每个阶段逐渐实施工业化，小至一个工位的工装夹具，大至大型先进机器人的使用，客观上，高成本的人力资源是推动100年来汽车渐进性变革的推力，但是由此带来的工业文明的成果，已经使得这些先进的工业化国家，遥遥领先。
反观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因为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源，及社会就业和社会分工面临的既定压力所致，这些本来应该发生的类似革命，迄今为止仍然未能在汽车制造和相关制造行业中进行。一个可能的事实是：对于富士康和本田们而言，如果人力成本达到机器设备成本的平衡点，毫无疑问会对中国现代工业进一步的推动产生巨大的推力，加速中国工业革命驶向纵深。但是，这也势必会使人力资本的取代趋向加速。
以丰田为例，这家年产接近900万辆的汽车庞然大物，全球员工总量不超过30万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内汽车公司，以东风汽车为例，东风公司去年达成189万辆销量，东风公司（刨除三产人员之外）的总人数高达12.4万人。对比之下，丰田的人均效率是东风公司的两倍以上。
所以，无论历史还是未来，变革带来的积极一面是社会初级分配体系变革，使得基础劳动力的收入不在被社会经济的发展所抛弃，这也会推动产业技术向更高端和先进的路径前进。
但是，如果这个转型过于迅速，因机器设备的大量对人力的取代，会产生巨大的人力资本富余，如果未能通过新的产业机会实现转型，和当前居高不下的乡间富余人口两股强烈的大潮相互推动，会让中国的就业问题成为高悬的“堰塞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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