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投资环境趋于恶化了。”今年以来,一些外资企业、在华商务协会以及外国媒体,都不约而同出现这样的论调。
而前不久,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更是被视为“恶化”该观点的新“证据”。
“超国民”还是“亚国民”?
其实,外资诟病最多的,集中于市场准入资格、市场公平度、市场透明度等。对税收、土地和劳工权益保障方面,基本上满意。而事实上,在后3个方面,外资与合资企业一直享受着“超国民待遇”。
两税合一改革之前,我国对国企的税收平均约为 30%,民企20%,而外企平均下来12%左右。这其中,国企税收数字相对不可靠,倒不是不相信屡次发生数字打架的国家统计局,而是因为政策垄断性行业的大型国企所获得的超额利润,被中央以非常规政策征收后,再计入正常税收,与其他性质企业的税收比较没有太大意义。而两税合一后,国企、民企的实际税负基本平衡。进入中国少于3-5年的外企仍然享有部分免税优惠。汽车合资企业进入中国大多超过5年,税收方面只会在地税方面打暗折,优惠幅度不大。
作为具有典型意义的汽车业,2009年,火爆的国内市场使几乎所有合资车企赚得盆满钵满,所以这点优惠也就不放在眼里了。而汽车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整车生产和库存占地广泛,更看重土地和银行贷款方面的方便和优惠,这两者地方政府都能做主,不必层层向中央政府审批。所以与中小民企告贷无门相比,地方政府和银行普遍乐于向合资汽车企业放贷。在新版《劳动法》颁布后,民企、外企的劳动力成本有所上升,前者压力大于后者,但合资车企的员工待遇方面不会低于合资前的中资车企,因为大型车企雇佣人数高达数万,外方在母国都有与强势工会组织打交道的经验,非常注重员工待遇、劳动保障方面不授人以柄,所以新《劳动法》对其影响不大。更何况,这些车企的工会,似乎都站在“资方”一面。与国企的工会一样,工会主席甚至进入领导班子,外方根本不担心劳工“造反”。老牌合资企业普遍担忧的,反而是无法裁撤的企业冗员。 虽然外资车企进入中国之时,整车产业政策划了3条红线:不得建立独资企业,外方股比不得超过50%,最多只能拥有两个中方合作伙伴。尤其是不得直接单独设厂一条,这的确属于市场准入方面的“亚国民待遇”。
只是无法否认的是,汽车制造业仍是我国开放程度较高、竞争环境较公平的行业。根据入世承诺,在汽车制造和进口领域,政府在关税和市场准入方面,做出大幅减让政策修订。外资对被排斥的领域大声抱怨,而绝口不提长期享有的超国民待遇,闷声发大财。这恐怕也不大厚道吧?
政策转向还是调整?
改革开放初期,土地、劳动力、资本三大生产要素中最缺的就是资本。招商引资成为各级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外企来华享受的是无条件的超国民待遇。一时间,泥沙俱下,高污染、高能耗的外资企业也将生产转移到中国。税收并不能弥补为此付出的环境代价。何况,某些外企在3年的免税期过了之后,及时地陷入了“亏损”境地,有的企业连续“亏损”十几年都不撤资。我们有什么理由对这些企业继续热烈欢迎呢?
《意见》明确指出,中国鼓励外资投向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严格限制“两高一资”和低水平、过剩产能扩张类项目。
中国极度资金饥渴的时代早已过去,由于环境压力、国际减排义务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对投资项目附加一些筛选条件,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有些外商还抱着老皇历不放,抱怨投资审批的口子收紧了。
掌握新能源、新技术的汽车企业当然不在《意见》的限制范围内,今后的投资环境并没有变坏趋势。相反,约束合资外方的3条红线,有可能松动。尽管目前没有出台明确的办法,但科研院校和政府智库已经在热烈讨论,是否放宽独资汽车企业的政策。支持放宽的理由是,当初设立的政策为保护弱小的自主企业在开放后免受冲击。但长期实践的结果表明,这些限制没有起到期望的效果。合资企业的外方拥有的优势没有受到股比的限制,反而抑制了市场的竞争。
这也符合重大政策出台的规律:往往先在理论界放出风来,经过舆论讨论之后,进入空转或试运行,最后再出台修正版本的政策。对汽车产业和市场构成重大影响的政策,更要经历谨慎的试探才能实行。
据传,在京外企商会对政府抱怨较多,而驻沪商会则有90%的外商表示“满意”。对地方政府的外资政策评价“量化指标”固然不可太认真,但也反映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政策方面,历来存在差异。京沪同为中国相对发达的地区,外商感受到的友好程度有区别,这是值得研究的有趣话题。而对汽车制造业而言,无论是北汽现代、北京奔驰,还是历史更久的上海大众、上海通用,都凭借巨大的产值和产业拉动作用,被确立为地方支柱产业,政府呵护有加。可以说,在该产业,不存在是否“友好”问题。
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下,西部地区仍存在巨大资金缺口,而西部省份尽管劳动力价格更便宜,但自然环境更脆弱。《意见》同样限制“两高”外资进入该地区,避免“先赚钱,再治理”的错误模式。
早就站稳脚跟的汽车企业更关心的是,政府能否创造更公平的商业竞争环境。其中政府采购是一块大肥肉,长期为少数企业、少数车型把持。如果能在这方面招投标工作更透明一些,恐怕可以减少企业长期积累的不满情绪。但政府官员并不讳言向国企和自主企业倾斜的政策。世界主要国家出台的救市政策中都包含“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条款,没什么需要遮遮掩掩的。但这些都不属于常态政策,长期实行必然被人诟病,政府需要创造更公平、更透明的市场环境,从这点上看,应该更认真地对待抱怨。
反过来说,产业政策根据国情和地方特点制定,具有巨大惯性,轻言“转向”的预言恐怕会落空。但时过境迁,政策总会适时、适度调整。至少在眼下,还没有从量变过渡到质变的迹象。过去的17年,我国一直处于发展中国家中吸引外资的冠军地位。即使在全球直接投资降幅达40%的2009年,我国也仅下降2.6%,仍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外商的投资倾向没有发生任何逆转。在这种情况下,各级政府显然不会因“恶化”言论做出重大政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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