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之以鱼，更授之以渔”，这是清华大学网站上一个汽车工程系学生对于周青教授的评价。MIT（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加上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研发中心和美国联邦政府交通部Volpe 国家交通系统研究中心10年的工作经验，让他在汽车这个学术与经验并重的领域成为难得的“完美”教师。
无论国内还是国外，企业还是学校，周青始终在自己的领域愈加深入，“我这个人可能比较有韧性，1994年博士毕业到现在14年没有换专业方向，在清华、美国交通部和通用汽车，做的都是同一个专业，都是汽车安全。”
尽管他也坦言，回国的选择让他放弃了一些东西，但却不愿说成是做贡献，“初衷肯定还是求自己的事业发展，有失必有得，回到中国让我有了更多的可能。”
因此在谈论到目前底特律的形势时，他也一如既往地冷静，“现在底特律这么不好，有很多人回来，这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个压力。”按照他的判断，底特律今后几年还会形成一个比较大的裁员量，但如何真正利用好这次机会，不仅需要在海外的华人技术人才放平心态，更需要国内企业理性认识。
所以在周青看来，比起吸引更多的华人回国，如何使用好已经回国和将要回国的“海归”才是中国汽车企业目前最重要的问题。
从周青本人来讲，尽管当初也曾有过机会进入企业，但一个汽车工程系教授的身份，显然在周青眼中更有吸引力，“也许我不会影响到今天的奇瑞或者上汽怎么造车，但是我会影响到它们5年以后的工程师，目前我就有两个学生在上汽研究院工作。”
MIT博士的另类选择
“麻省理工学院（MIT）是美国最顶尖的工学院，但我的同学大多数都去了华尔街，我这次去美国还跟他们开玩笑说，金融风暴就是你们这些家伙搞的。”周青笑着说起自己的母校和同学。其实这样的选择也不奇怪，名校的学生大多聪明，选择更具挑战、薪水也更为丰厚的金融领域合乎情理。相比之下，周青的一系列职业选择多少都有点显得另类。
书香门第出身的周青本科就读于北京大学力学系，师从时任固体力学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余同希教授（现任香港科技大学署理副校长），之后留校任教。1990年出国后，周青在麻省理工学院先后拿到了机械工程硕士和应用力学博士学位。
1994年拿到博士学位后，周青就来到了通用汽车的研发中心，从事与他的应用力学息息相关的车身安全研究工作。用周青的话来说，“美国研发技术的最高代表并不在政府甚至大学（美国没有汽车系，该专业分散在各个相关学科中），而是在企业当中。”
1999年离开底特律之前，他已经做到主任科研工程师的职位，“一个简单的比喻就是相当于这里的副教授，国内如果你是博士或者博士后，在大学里面就是讲师，所以我毕业之后到那儿就是讲师的位置，过四五年就升到副教授的位置。”
但当时家庭的原因促使周青做出了有一次颇为另类的选择——进入政府的研究机构，以此可以来到夫人工作的波士顿地区。同样毕业于MIT的周青夫人，此时已经在美国生物技术的心脏地区波士顿从事科研工作，而她的专业在底特律地区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1994年，周青来到了位于波士顿的美国联邦政府交通部Volpe 国家交通系统研究中心，依旧从事他的汽车安全研究。
相比在通用汽车这样的企业研发中心，从技术层面而言，美国政府部门的研发中心显然低了一个档次，但从职位而言，美国交通部的工作却升了一个职位，尽管只是周青口中的“组长”，不过手下也有七八个博士、硕士，毕竟是对自身管理能力的一个锻炼。
而且毕竟还能做喜爱的科研，又能增加一些管理的经验，更何况还能到夫人所在的波士顿地区，而政府也需要他这样的人来提高科研水平，因此双方几乎是一拍即合。在这4年间，周青耿学会了从政府的层面考虑问题。
激流勇退的动力
对于自己职业生涯的几次重要选择，周青总是开玩笑地强调夫人是“第一推动力”，事实上在这个过程中，他几乎总是“逢高而变”，似乎正印证了中国“激流勇退”的古语。
“我离开底特律的时候有两个最高点，一个是美国汽车产业是最高点，再一个就是我自己是最高点。”到了2003年，周青似乎看到了未来趋势的变化。尽管没有多么清楚或者量化的指标，但中国与美国汽车工业一上一下的趋势已经促使周青做出回国的决定。不过他也承认，大的方向是看清了，但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速度仍然出乎他的意料。
这似乎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正常的产业转型，汽车作为一个传统的产业，在美国已经发展了100年，尽管北美的市场依旧庞大，但从潜力而言，向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转移已经势在必行。
伴随着这种全球产业的变化，周青也再一次有了求变之心。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周青坦言自己过着按部就班的生活，尽管晋升没有问题，但一眼就能看到自己10年甚至20年之后的变化，“因为你只要看到比你年长20年的华人什么样子基本上就知道。”
“回国是一个求变的心理，一个是求生活的变化，尽管是在中国长大，但现在中国的发展毕竟不同了；另一个就是事业的发展，总觉得想做一点什么事情。”相比在美国的安逸与稳定，中国充满了不确定性，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周青觉得自己想做点什么的想法肯定能在中国发挥得更好。
这种求新鲜、求发展的想法，周青坦言得到了夫人的直接推动，“其实主要是从我太太开始。”这位已经成为跨国制药企业高管的太太显然对他助力颇多。不过在周青看来，如果一旦决定了回国，即使有可能再回到那种安逸的、预测性比较强的环境，工资也可能高一点，但却是他定义中的“往回走”。因为在事业上，回国寻找不确定性中的机遇，是一次向上的行走，而人在往上走的时候常常是很难走回头路的。“当时我跟我太太说这一步迈出去是很难往回走的，不像在美国换一个工作，在这呆三五年再换一个公司，所以我们还是准备了很多。”
而在最重要的工作环境方面，虽然都是在中国生长，但周青觉得自己已经适应了美国企业的工作环境，回到中国后包括观念、管理等方面的差异也同样需要适应。
“当时她来推动这个事儿，我们决心也蛮大。第一点我说要做好思想准备，回国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工作就不往回走，有一个人找到了就先走，谁先找到谁先走，另外一个咱们再打点打点，想着两个人有一个工作也可以了。”就这样，下定决心的周青很快回到国内，太太也在一年后找到了公司外派驻上海的职位，3年后也来到了北京。
从企业到学校
在这一次回国的选择中，周青完成了两个大的置换，一个从美国换到中国，一个从企业换到学校。“为了寻求改变，做出的牺牲主要是工资上的牺牲，因为在学校做教授跟企业里面做肯定还是不一样的，特别是早期回国还是能拿到比较高的工资。”
2003年的时候尽管没有像今天这样繁多的企业组建了自己的研发中心，但周青那时同样也有去企业的选择，待遇上也比在大学要优厚得多，但他最终选择了去清华汽车工程系。
“我当时的选择就是企业和学校，选择学校有两点，一点我个人比较喜欢在学校工作或者喜欢学校的环境；第二点人也想换一换，我的专业方向没有想去换，但是这种环境可以换。”
此外，他还觉得在学校工作，相比企业的影响更为长期，“主要还是自己的兴趣，我觉得我的影响是比较长远的，我们实验室有3个人在上汽工作，其中有两个是我培养的。”
而更大的可能还来自学校的开放性，“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的汽车企业，比如现在我实实在在跟丰田有科研和项目，几年的人员交往之后就有不同的体会。在清华完全不一样，科研的环境，这个视野要比那个视野大得多。”
至于所谓的牺牲优厚待遇，或者放弃高薪等说法，周青似乎显得颇为理性。“我觉得我这个放弃也是我自己的选择，没有必要说成是放弃那边优厚的工资待遇或者生活待遇，我还是想到中国来做一点自己的事儿，初衷肯定还是求自己的事业发展，所以放弃是自己的选择，一定是有得有失。”
到今年9月份，周青已经回国整整5年，清华大学也成为他工作过的4个地方里时间最长的。他的学生也给予了他莫大的肯定，两次被学生评为清华的“良师益友。”尽管因为回来只有5年，手下还没有一个博士毕业，但已经毕业的那些学生让他的硕士生看到了跟随这个老师的潜力。“很多人选择跟我读博士，我也很感谢，说明在我这儿读了几天，他们觉得跟周老师再多学几年投资更值当。”
无论学生选择工作还是出国进修，周青都不会跟学生说为国家做贡献等等大道理，而是从其自身生活和工作的角度告诉他们，将来最终的发展还是在中国。而在此前提下，出国进修甚至积攒海外的工作经验，都是提升自己身价的有效手段。这种朴实到近乎实际的言语，其实正实践了他最初当教师影响汽车未来的想法，而学生们也因此而更加信服这位严谨细致的老师。
中国吸引力
也许因为周青回来的早，了解情况，他在有意无意间还充当起了“宣传员”的角色，甚至他还笑称，目前国内企业的许多“海归”工程师都是被他“忽悠”回来的。
“我回国后每年都去底特律，有过几次机会专门讲中国汽车发展的前景这些东西每次都有六七十个工程师参加。”这也可以看出中国汽车工业对于底特律华人工程师的吸引力， “其实没有人跟我讲要我替中国汽车产业挖人，只不过那些人都是我的朋友，人家提出来关心这个题目，我也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关心这个题目，那我就实话实说。”
正如周青所言，其实底特律的华人想回来的很多，不管底特律是否景气，因为他们都觉得这边会发挥得更好一点，但是真正付诸行动的人很少，一个是家庭确实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还有一部分就是权衡得失，可能留下的权重会更大。
“100个华人工程师里面有70个都想回来，最后可能只有5个付诸行动，其他人都在使劲想，天天都在想，有了这个金融危机，有了这么不景气，有这么多裁员又可能会强迫，那个时候天平变了，要权衡的因素变了。”
这似乎就是中国汽车企业的机会所在，但如何利用好却学问颇多。
首要的问题就是“海归”人才的利用方式，目前太多的企业都采取了寻找类似“学术带头人”的角色，期望一个高薪聘请的海归就能迅速建立起一个研发的团队来。当然如果真的存在这样的人才，这无疑是一个快捷和低成本的研发能力形成方式，但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全才”在汽车领域根本不存在。
一个知名的例子是韩国，在其汽车工业启动之初，曾在几年内有近两千名韩裔工程师从海外归国，建立起了韩国汽车工业最初的研发框架。需要注意的是，这其中的重点不仅是两千这个庞大的数字，更重要的是这些工程师几乎涵盖了汽车研发的各个方面，车身、发动机、底盘等几大部分均包含在内。这种系统能力的形成、开发流程的建立才是“海归”们带给韩国汽车工业的最大财富。
此外还需要有效的沟通，国内企业的意图和想法如何能有效传达到底特律，并被人理解，在周青看来，那些早先的“海归”就可以胜任这样的工作。“这些人就能干这些事，这些人已经在中国干了两三年了，他知道中国所有的事儿，他也知道底特律的形势，沟通应该不成问题。”
当然，中国的汽车企业也要制定好的人才政策才能吸引这些人才，这种政策不光包括工资待遇方面。比如对人才的尊重使用、子女问题的解决乃至在管理模式和工作流程上的磨合，都是“海归”们关注的焦点。
“子女问题其实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10岁以下和18岁以上已经高中毕业的孩子可能还比较好办，但在这中间的年龄段比较麻烦，留在美国又没人照顾，只能来中国就读昂贵的国际学校。”
最后，地域环境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肯定相对容易吸引到人才。而集中于这些城市的合资企业，也因为与“海归”们此前的工作环境相似度更高而成为许多人的首选，这对于一些自主品牌企业来说也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可以说对那些想要回国的人来说，牵绊的理由繁琐而具体，比如子女、比如房子，而更重要的还有回国的心态问题，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有回国想法的人都是想在事业上有一番作为，因此对职位等事业发展空间必然有所要求。但目前国内的实际情况是，公司副总、研究院副总这样级别的高级职位已经不多，其实到目前，金融风暴对底特律的影响还没有体现到个人生活层面，更多的是通过对企业的影响而对这些华人工程师的信心产生了影响，如果国内企业能够及时调整政策，借此机会延揽一批人才其实是一次很好的机会。
而对于想要回来的人，谋定而后动似乎可为箴言。“我们这样的人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不安于现状，还有一部分是安于现状，因为他在美国发展得很好。”在周青看来，想要回来的人其实都是像他一样的前者，或许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企业该如何利用这次可能的人才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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