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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淹没的历史:一款车和一个研究所

作者:
颜光明
时间:
2014-12-22 16:07:39

很少有人知道,上海汽车研究所曾自行研发过一款轿车SH750。这是上汽首次按照国际化的正规路子开发出来的轿车,由此搭建了上海汽车研究所(原来上海拖拉机汽车研究所)的基本构架,为日后上汽研发中心建立打下了基础。

这是一段被淹没的历史。

在我看来,这是上汽真正意义上的轿车正向研发的开端。此举,对于上汽来说,也是第一次开始认识轿车研发体系的开始。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以往的所谓开发,可以说都是属于“逆向开发”,也就是所谓的仿制设计,照葫芦画瓢。即便是被载入历史的红旗、凤凰等最初的雏形也都是如此。

750不同,开始知道寻找理念和依据,不仅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按照自己的想法,有体系和方法地去研发一款车型。回想30多年前的往事,当年都是年富力强,正值思想和精力都十分旺盛的这批工程技术人员,他们对开发轿车抱有什么想法,又是怎样做的?当时的国情和现状又是如何?这也是我所要追寻的东西。回到历史的现场,是为了了解真实,告诉未来。

从“弄堂小厂”到研究所

上世纪70年代初,当时还叫上海拖拉机汽车工业公司(以下简称拖汽公司)的上汽集团的前身,是上海机电局系统下的一个小公司。从机构名称的沿革上来看,拖拉机生产还处在公司业务的主流。尽管当时有上海汽车厂,也有重型车厂等,还有一批与汽车配套的零部件厂,但与其他地方汽车工业公司相比,排位还靠后面,还远不如南汽。不过,上海倒是全国惟一能够批量生产轿车的城市。故有人说,上海市是全国能批量生产轿车的基地。但在外国人看来,还是半手工作坊式的轿车厂。从当年保存下来的图片资料来看,生产方式很落后,整车组装还是搁在凳子上,车身移动要靠电动葫芦吊送、架子车推行。

这种原始的装配方式,后来被来此参观的日本同行比喻为,“这是他们爷爷辈的生产方式。”这话刺激了不少人的神经。

从产品结构来看,当时的上海牌轿车也是仿制设计的产物。用经历过的人的话说,上海汽车厂的产品开发都是以“逆向思维”为主,尚未有“正向研发”的经验积累。老高工张俊麟说,有时在测绘中居然把原车型车身的瘪塘都测绘出来,闹出了笑话。可谓典型的拷贝不走样。在当时人的脑子里,“照抄没错,不抄就错”。故有人说,以前上海牌轿车是用手工敲出来的,尽管原始,但造就了一批能工巧匠。他们可以做到在没有模具的情况下仍旧敲出一部轿车出来,堪称世界一绝。在这批人中后来产生了技师,还有工艺大师等。

然而,落后的生产工艺和技术力量的薄弱,加上机器设备的简陋,又无资金投入,严重地阻碍了上海汽车厂的发展,轿车生产和开发也遇到了瓶颈。

“我们很想通过技术改造来改善上海汽车厂的生产环境。”时任上海机电一局的老局长蒋涛曾经对我说,当时他们手里没有资金投入,但照样每年完成市里下达的生产任务。他亲自带队去调查,企业的困难是急在心里,却力不从心,没有投入。以至于后来引进桑塔纳老外到上海考察时,得出的结论是上海没有生产轿车的基础。原因是看到的都是弄堂小厂,破旧不堪的简陋厂房,现状犹如刚经历了战争的废墟那般残破。尽管这样的描述和形容有点夸张,但离生产现代化的轿车产业的确还相距甚远,几乎是难以想像。记得当时一家中央大报的记者见到此状况,在他的报道中是这样表述的:“面对桑塔纳,全国汽车加起来等于零”。同样,上个世纪80 年代末,台湾裕隆派人来上海与上海汽车厂洽谈合作事宜,在参观了工厂后没有了信心,得出了上述同样的结论。20多年后,当事人为我描述道,在他看来那种落后只能说是手工作坊,一点现代工业的气息都没有。在台湾都很难找到这样的车企。

翻阅当时汽车相关的资料,提到上海的汽车企业,常常会出现“弄堂小厂”的形容词。尽管当时上海汽车行业很落后,但主管领导还是想法子改变现状,穷则思变。老高工蒋昉初说,就汽车产品而言,当时拖汽公司几乎涉猎了汽车的各种车型,包括摩托车和三轮卡车,吉普车、轻卡和32吨的重型卡车,还有面包车及特种改装车等。到文革后期,拖汽公司的领导有机会到日本丰田公司去考察,带回了不少汽车生产和研发的新的理念和新思考。

在这样的背景下,拖汽公司的领导就开始酝酿筹建独立的研发机构,进行对产品的研发。拖汽所老所长阙荣德说,750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建立汽车研究所的启动项目开始上马。现在从历史的角度看,当时提出要建立自己的研发机构的想法还很迫切。时任拖汽公司经理仇克曾经回忆过,没有研发就没有未来。光靠企业的小打小闹那不行。这种意识源自于日本汽车业的崛起,现实差距的落后感所致。从那时起,上海就一直盼望着通过项目对上海汽车厂进行技术改造,以带动相关汽车配套企业一起发展的思路没有变。

“750项目的研发就是沿着这个思路的产物。”阙荣德说,通过这个项目聚集人才,形成队伍,完善构想,搭建汽车研究所的构架,为整个公司的发展提供科研、情报、实验等方面的技术服务。用阙老的话说:“决定筹建科研基地,即拖汽研究所,在文革还没有结束时胆子是够大的。”

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正是四人帮“知识反动”横行的年代,科研单位都在“拆庙赶和尚”,而拖汽公司却在“建庙招和尚”。这种逆流而上的举动也只能在暗地里进行。现在回想起来,也只有通过750的研发为由头,才能招兵买马,积累经验,网罗人才,探索路子,为日后技术引进,与国外汽车企业打交道总算手里积攒了一点本钱和对话的基础。作为佐证,后来北京把“引进组装轿车生产线的项目”放在上海也是因为这一点。

“三无”下的胆大包天

“我们当时真是胆大包天。”

今年已经有80岁的蒋昉初在回忆750的开发时感叹道,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正是不知天高地厚。

这位汽车专家来自长春汽研所,见过大世面,又是清华大学汽车系的科班出身。他深知干轿车不简单,在一无图纸、二无技术、三无资金的情况下参与这款车的研发几乎是不可能的痴人说梦话。即便是在实力雄厚,拥有完整的研发机构的长春研究所,开发一辆轿车也是如同上蜀道。不过,那是个激情年代,人定胜天成了一种价值观,人们已经习惯了在穷则思变的艰苦环境里去创造奇迹。

“750上马,没有技术人员,我们就从基层抽调技术人员参加。”

作为研究所的创办人之一,后来人们都尊重地称他为老所长的阙荣德说,通过项目建立研究所的想法非常明智,将原来黄浦农机厂与设在基层的拖汽研究室合并独立出来,由市区迁往近郊的大柏树,即今天的逸仙路50号,也是一种战略举措,虽然当时还没有这样的高度,但事实已经说明,这样也是一种远见。

当时还不能公开搞科研,只能是“东藏西躲”地干。比如汽车模具设计、试制车间、发动机台架试验等都分散在基层企业。工程师出身,后来担任副所长的陆已生回忆说,后来作为所址的就是原上海汽车电器厂的六车间。我去过,所谓的研究所,并不大,门脸也很小,一点气派都没有,确实还保留着“车间”的痕迹。

“当时提出开发750,凭什么开发?”我问蒋昉初。

他耳朵有点背,大声地回答道:“那是个封闭的年代,信息闭塞,资料缺乏。什么都没有,开发轿车一切从零开始。”

不回避历史。敢于审视历史。蒋老的性格倒是有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味儿。他坦率地说,失败是肯定的,但精神可嘉。而与蒋老一起负责总布置的张俊麟高工说,研发是成功的,但没有转化为产品。据阙老说,当时研发出两款车,一款是搭载转子发动机,另一款是搭载682汽油发动机。在蒋老看来,设计750是白手起家,连一张图纸都没有,主要是练兵,还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开发。他的理由很简单:不具备条件。他说,现在上海大众技术中心拥有2000多人研发人员,研发设备和手段都是国外最先进的,还有自己的试车场,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够得上研发轿车的条件。而当时我们才几个人,懂车的人还不多,搞笑的是,涉及汽车的人都不会开车,这在国外汽车设计部门是匪夷所思的事。所以,连基本硬件设施都没有,就开始上手设计轿车了,不是胆大包天吗?

初生牛犊不怕虎。

蒋老对于这段历史的回忆非常清醒而有理智,甚至是用批判的眼光去看待。这与他后来参与上海大众合资谈判,接触到不少国外资料,后来又长期与大众接触有关。持有同样观点的高工顾三民,当时是负责变速箱设计,来自基层,也是这样认为。他说,750开发最深的体会就是有了对轿车开发的认识,知道了开发轿车的思路和程序。第一次感受到与国外的差距有了量化的概念。当然,这与后来参与上海大众合资谈判开阔了眼界有关。

不过,他们最终的认识就是汽车开发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积累,要有开发体系保证,实验手段(设备)支撑。在张俊麟看来,那是值得回味的年代,条件尽管艰苦,但开发轿车是件很有意义的事,第一次感受到了设计原来是件非常有学问的事,奥妙无穷,但不知从何进入。这种困惑不亚于哥德巴赫猜想。

“我们就是从国外的图片中找到了设计的灵感和依据。”

蒋昉初说,这在今天简直是匪夷所思。当时我们就干成了。而这款车的外形设计就是拿到现在也并不土在哪里。

这就是奇迹。是的,从众人的回忆中,这款车的价值就在于第一次用中国汽车人的思维,以开始接近科学的方式设计轿车。明白这一道理,我们已经在黑夜里摸索了30年,几乎与世隔绝地封闭了30年。

历史粗粝处的青涩

我在美工出身的设计师钟伯光处看到过750的效果图,样车的照片。这与阕老提供的照片复印件大致相同。我看到蒋昉初端详着复印件的750照片,勾起他的记忆恐怕不仅是对这段有点粗粝处的历史觉得青涩,还会联想到无知无畏环境下如此敢干有点得意。

事实上,大家都很珍惜这款车的设计,觉得很自豪,产生的成果已经超出一款车的设计意义。阙荣德説,不要小瞧这款车的设计,车身设计从效果图到模型、风洞试验;建车身数学模型还请来了大数学家苏步青教授亲自挂帅率领一帮教授参与,车身测量采用了三元坐标测量仪,实车试验还使用了五轮仪。从整车到零部件总成,都严格按照正规化设计程序进行。设计的参与人员后来都担当了研究所各职能部门的负责人和业务骨干。

样车试制成功后,在马路上做路试,引起了轰动,还以为这是进口车。上世纪70年代,轿车是稀罕物,进口货都成了时髦的代名词,洋货的吃香衬托了物资的匮乏。当时能见到一辆前苏联进口的拉达或是东欧的布鲁奈兹停在马路边上都会围上一圈人在看,用手去摸一下。从750的造型和审美取向来看,可以说延续了高档轿车设计的思路,起步并不低,要求也不俗,根本就没有想到过可供消费、进入市场的概念。其定位就是官车。

那么,这款车在专家眼里是一款怎样的车?

流线、挺拔、时代感。

这是非常准确的描述。它有别于以往“中国式轿车”的传统,在对外信息沟通不变的情况下能把握到“时代感”,看来也只有上海人的审美知识在起作用,就像在单色服装盛行的年代,上海人不甘寂寞,把平庸的衣服穿出了“时尚”,将平淡生活搞出一点情趣那样,觉得时代并没有因极左的思潮阻止爱美之心的向往。

事实上,这款车研发出来之后就再也没有了声音。就连它的踪影随着时间的流逝也不知去向。不过,它颠覆了工厂设计,有了研发的概念,成就了上海拖汽所的建立这倒是事实。

“失败是注定的。”

蒋昉初还是这样认为。尽管大家倾注了不少心血,那只是热情,但对于汽车设计的探索却是有很大的现实意义。从理性上讲,那也不可能提供工厂去生产,这只能说是一项研发成果,转化为产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阙荣德看来,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尝试,上海拖汽所才有构建的基础,如车身、仪表、灯光、试验、情报以及后来的摩托车相关科室的建立等。现在看来,是750催生了一个研发机构诞生的构想没有错。

上世纪90年代末上汽在浦东金桥投资一个亿建立了上汽技术中心,就是在拖汽所的基础上更名为汽研所(上汽汽车研究所)上的大手笔,在业内引起来关注。其中从国外引进的先进设备都可堪称国际水平。也正因为此,后来又成为与美国通用公司合资建立泛亚技术中心的重要筹码之一。

顾三民说,国内介绍桑塔纳的第一篇文章就是由蒋昉初叫他翻译的。当时会德语的技术人员很少,自谦在上海大众谈判项目中是跟班的顾三民就发挥了作用,他后来成为上海大众质保部经理。当年朱镕基严格要求桑塔纳国产化不许瓜菜代的名言就是出自于他提供的信息。同样,参与上海大众合资项目谈判重要的技术数据的整理,被人形容为“点菜”(提出技术要求)活,当时就有蒋昉初在担任,包括后来成了桑塔纳共同体的章程,也都有蒋起草的痕迹。这都是后来我在查阅“桑车谈判”(上海大众合资谈判后又简称“桑车谈判”)时了解到的情况。

可以说,他们才是大众在中国的历史见证人。作为参与者,如果没有参与开发750 也就不会有这样的机会。正如仇克所说,当时懂轿车技术的也只有拖汽所(上汽拖垃机汽车研究所)那帮人,不从他们那里抽人我们上哪儿去找?

是的,上世纪70年代末懂外语的很少,能开口得就更少,而与轿车技术接触过的技术人员那就少之又少。桑车项目上马以后,顾和蒋后来都进了上海大众,成了轿车专家。

阕老自创办了拖汽所,后又发展成汽拖所(汽车拖拉机研究所),再更名为上汽所(上海汽车研究所),前后主政了10年,人们亲切地称他为老所长。上世纪初,有他策划并参与创办的国内第一家汽车交易市场(上海联合汽车交易市场)就是在他手上诞生的。

但阙荣德给我留下的印像就是用敏锐的眼光看问题,善于捕捉机会,用头脑思考问题,勇于尝试新的事物。在我请他在“海底捞”吃饭时,他的思维依旧很新,根本就不是年已80高龄的人,依然谈风很健,反应过人。其实,20年前他就关注电动车、10余年前就尝试汽车流通领域的改革,后又涉足汽车展览业,汽车改装等。就是这样一位老人,骑着自行车赴约,与我谈的是汽车中的人和事。

历史,就是在人的变老中酿成了酒,变成了一杯茶,有醇,也有淡,但更多的是苦涩中的回味和挥不去的飘渺余音......

背后:中断4年的采访

新年伊始,我在外地采访,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说:“4年前你要采访的人,现在我帮你找齐了,他们现在都在上海可以召集起来见一面。”我说,太好了,事不宜迟,我立刻回上海就去采访。

打电话给我的是原上海汽车研究所创办人之一阙荣德先生。今年已经80高龄。4年前他向我提供了上海汽车研究所自行研发一款轿车SH750。阙老是亲历者,又是首任所长,对750轿车研发过程充满了感情。

然而,要找到当时参与研发的设计人员很困难。因为这些人早已全都退休,各奔东西。对于他们而言,退了休反而比以前更忙了。他们分散在各地,要凑齐这些人倒成了一件很难的事。于是,要写750的事也就被搁下了。一搁就是4年。

在新年的一次聚会中,原上汽所的一批老同碰在一起,谈起当年研发750轿车的事,重又唤醒了建所时的往事,历历在目,意气奋发,心情激动起来。于是,阙老想到了我,想到了4年前的许诺,使我有机会走进这个圈子。他帮我找来负责 750总布置的蒋昉初和张俊麟、负责变速箱设计的陆已生、悬挂设计的顾三民...... 而负责研制和试制的人就很难能凑齐了。

这对于我来说,已经足矣。见到他们等于触摸到了历史,尽管粗粝,却是代表,就连他们自己见面时还一时面生不熟,认不出来,如带着墨镜的蒋昉初与当年的搭档张俊麟相见时,蒋脱了帽子,张一句“我是张俊麟”,才握手回到了过去。这种场面,难以描述。岁月的奇妙就在于交流的阻隔会由熟悉会变为陌生,但情感和记忆隔离不开。而阕老与诸位也有好多年没见面,所以把大家聚拢来真不容易。这就是历史。

(作者/颜光明)【版权声明】本文系汽车人传媒独家原创稿件,版权为汽车人传媒所有。欢迎转载,请务必说明出处及作者,否则必将追究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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