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汽车工业合资将近30年了，对于合资的利弊评论就没有断过，试举最近看到的几则评论：
A：中国汽车工业20年来最大的败笔是什么？是“以市场换技术”。20年了，市场付出半壁江山，技术仍然一片空白。到了20年后的今天，合资时代应该结束了。
B：德国大众在中国销售了大众公司25％左右的汽车，却获取了全球利润的80％，温饱刚刚解决的中国人，却为高度发达的德国人吃饭买单。中国和德国合资造汽车将近20年，却连个车壳子都不会造，怪乎哉！？
C：合资企业赚钱快的优势，让很多大企业集团甚至于地方政府的官员，乐于现状，不思进取，这些高管和高官，就喜欢自己或者聘用一些所谓的专家，来放大和鼓吹合资公司带来的好处，好让自己继续躺在这个温床上享受这一切。
D：长期以来，合资汽车企业占据着中国汽车工业的绝大部分市场份额，而作为东道主的中方却只得到不到25％的合资利润！更可耻的是，自从与外资合资之后，国有汽车企业基本是朝着无脑化企业发展，不仅丧失了自主研发能力，连最终的合资企业掌控权都快要旁落外人！
当然，也有正面的看法。国研中心2011版的《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报告》蓝皮书指出：，“加入WTO之后，中国汽车产业对外合资合作的范围变广、层次变深。人们担心的本土汽车企业被跨国汽车企业冲垮的局面没有出现，而是形成了多个跨国公司进入，并与国内优秀企业自主发展并举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跨国公司已将中国作为其全球战略的组成部分，使中国融入了汽车产业全球分工体系。”
在1984位参与盖世汽车网“入世对中国汽车工业影响的调查”中，60%的人士认为“入世”给中国汽车市场带来了空前繁荣，加快了市场整体向前发展的步伐。相比“入世”前中国汽车工业基本在原地踏步的数年，“入世”后整个汽车工业才算是被真正激活，使得产业结构升级加速。但同时也有26%的人士认为“入世”给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主要考量就是自主汽车工业的发展在“入世”后并未得到政府很好的保护，自主品牌在市场中依旧扮演着跟随以及被挤压的角色。
曾经不了解合资
1978年6月，分管外经外贸工作的谷牧同志考察西欧回来，在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当中，谈到加强技术引进工作，提出了付款问题。我国在引进技术装备时采用国际上通行的延期付款方式。会议认为这种办法利息较高，不大划算，要研究采取新的方式。当时谈得比较多的是利用中国银行在国外吸收的外汇存款。谷牧在会上提出可按国际通行办法，采取多种方式。会后不久，小平同志说，引进这件事反正要做，重要的是争取时间。可以借点钱，出点利息，这不要紧，早投产一年半载，就都赚回来了，下个大决心，不要怕欠账。在7月国务院务虚会上，对利用西方国家的贷款和吸收外商投资基本上形成了共识。
1978年，通用公司董事长汤姆斯墨菲率团访华，在洽谈中，通用公司向中方介绍了很多合作方式，其中包括合资经营。
李岚清在《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中记载：“他们在谈到‘合资经营’时，出现了一个我们从来没听说过的英语词汇joint venture。尽管我们懂得一些英语，知道joint是共同或负担，venture是风险，连在一起似乎应该是‘共担风险’，但对它的确切含义并不清楚。这时，墨菲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只同我们谈技术引进、转让技术，而不谈合资经营？也就是我们双方共同投资，建立一个合资经营的企业。’当时，我们请他们对joint venture作出解释。墨菲就让他手下一位分管对外合作的经理，给我们详细介绍了合资经营的涵义。他介绍了通用公司在英国、波兰、南斯拉夫等国举办的合资企业的情况，强调合资经营的好处是：1、合作双方有长期合作的责任感，共同搞好企业，双方关心投资效果；2、可以充分利用通用公司的管理经验和产品销售的经验；通用汽车可以不断地将该公司的产品改进，将先进制造技术及时给与合资企业；4、通用公司在产品出口方面可以提供方便和帮助；5、通用汽车公司对合资企业人员的技术培训和经营管理方面提供支持。对于通用公司来说，如果成功举办了合资企业，就等于进入了合作国家的市场，这对通用汽车公司的发展也是有利的。”
李岚清说：接着，通用公司的一位维茨先生做作了进一步的说明，1、投资比例问题，通用汽车公司的投资比例可以从10％到90％，比例多少可以由中方决定；2、合资企业的领导，由合资企业投资双方组成董事会，董事会成员可以由双方商定比例，比如他们在南斯拉夫的合资企业，董事会由9人组成，南方占5名，通用占4名，董事长由南斯拉夫方面出任；3、企业管理人员的组成可以根据各国的情况，有多种多样的做法，通用在南斯拉夫的工厂里只派有顾问，没有直接派出管理人员；4、中国可以与通用公司合资，也可以与通用在德国、英国、澳大利亚的公司合资。合资有利于减少进口的限制，因为各国都在搞贸易保护政策，产品质量要求不断提高，汇率经常变动，因此应该长期投资合作。
墨菲打了一个比方：合资经营就是把我们的钱包放在一起，合资共同办企业，要赚一起赚，要赔一起赔，这是一种互利的合作方式。再说得通俗一点，合资经营就好比“结婚”，建立一个共同的家庭。
李岚清说：听了通用的介绍，一方面感到新鲜，增长了知识；另一方面又觉得尽管他们说得有道理，但实际上不可能，你们是资本家，我们是共产党，怎么能同你们搞合资呢？你是大资本家，我是共产党，我能同你结婚吗？
按当时的有关规定，凡是比较重要的对外谈判项目，都要向国务院引进新技术领导小组汇报，领导小组的简报引起了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谷牧立即批请中央政治局各位领导传阅，邓小平在这份简报上批示“合资经营可以办”。
一机部领导看到这份批示后十分高兴，立刻通知正在谈判的重型汽车、北京吉普、上海轿车等项目，指示都可以谈合资。
有意思的是，墨菲先生给中国人上了一课，使中国人开始知道什么是合资经营，但是当他回到美国在董事会上汇报和中国合资企业的想法时，却遭到了董事会的否决。那时，中国人不了解世界，世界也不了解中国。
当时中央领导同志认为，吸收外商投资举办股权式的中外合资企业，双方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权益、共担风险，不造成债务负担，比使用外国贷款对我们更为利多弊少，要抓紧做好准备工作。其中一个重要任务，是制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在起草中议论较多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企业所得税税率定多少。要给外商投资者以优惠，有关同志认识是一致的，但是到底优惠到什么程度合适？几经研究，定为30%，加上地方所得税3%，共33%，略低于东南亚多数国家和地区。另一个问题是外商投资比例问题，起初参照印度等国的做法，拟限定外商对一个项目的投资比例最多不超过49%。后来在反复讨论中，荣毅仁提出我国的问题是要鼓励外商投资，不宜限定外商投资的最高比例，相反应当规定最低投资比例要求。大家认为有道理，后来就确定了现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关于外商投资不得低于25%的规定。
1979年9月，谷牧赴日本，敲定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笔外国政府贷款，他成为日后大规模利用国外贷款的先行者。谷牧的儿子刘会远回忆说：“我奶奶在电视里看到了，拿拐棍敲着地板说：汉奸，汉奸。”
中国汽车工业的领导人开始学习“合资经营”，但是找不到“教材”。李岚清回忆说：由于听说通用与南斯拉夫办了一家合资企业，就通过驻南使馆找来一些资料，但是看了以后觉得参考价值不高。还有部分领导到北京大学去听外籍教师的国际法讲座。
这里还有一个故事，就是一机部副部长饶斌向美籍华人沈坚白请教合资问题。沈先生在中国讲学，主要讲美国企业的管理与经营。沈坚白说：“我每次讲管理的时候，都是讲八条，其中最后一条是合资。有一天，有个穿得西装笔挺的人对我说：‘沈先生，你今天是不是花一半时间讲讲第八条，讲合资，怎样做合资？合资的好处和坏处？’我就问他贵姓，他说姓饶，叫饶斌，是一机部副部长，也是汽车局的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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