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感染了传染病，因富士康而起的停工加薪潮，正从中国沿海地区迅速向内陆省市蔓延。
在富士康之后，本田、丰田的国内零部件配套企业相继出现停工，就连与制造业搭不上边的宝马汽车经销商也出现了因薪酬不满而引起的罢工。
在已经发生的停工风波中，大多以资方的加薪妥协而告终，因此有观点认为，随着中国基本工资的上升，可能会影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倘若果真如此，中国制造业将何去何从？
拐点凸显
事实上不仅在制造业，也不限于南方沿海地区，从年初开始，国内就掀起了一番涨薪热。包括北京、上海、广东等在内的27个省市纷纷上调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幅度多在10%以上。其中外来用工大省广东调整为1030元/月，涨幅达21%。如此广度和深度范围内，多省市协同一起上调工资，这在过去实属少见。
表面看来，涨工资是为了提高员工薪酬，增加吸引员工的筹码，从而渡过“用工荒”危机；深层观察，27个省市的全社会一起联动涨工薪，则反映出中国在经历了过去30年来低成本制造后，劳动密集型产业必须进行调整升级的重大拐点。
如果时光倒退10年谁也不会想到，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竟会遭受用工短缺的制约。人们一度认为，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曾因农村务工人员的过剩而显得就业不足，但据统计，今年一季度用工单位公布的空缺职位增加了35%，而应聘者只增加了8%。
这并不奇怪，实际上，以代工制为主要方式的加工贸易在国际产业链中处于“上挤下压”状态，在“游戏规则”日趋稳定的国际代工格局中，这些处于生产价值链最低端的代工企业，除了劳动力成本低这一项优势外，在没有其他与国际买家讨价还价的资本，因此只能靠大量接定单、降低人力成本保持利润增长。
很长时间内，人们脑海中的“中国制造”，都停留在类似用“8亿件衬衫换来一架波音飞机”低成本代工，但随着此前劳资矛盾不断涌现，反映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正在发生变化。一直以来奉行的以获取廉价劳动力为核心的出口导向型的低成本工业化模式，正在走向终结。而劳资矛盾高发，给这个发展“节点”施加了外部压力。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主任乔健认为：“谋求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中国，这种压力发挥着‘倒逼’效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2010年将是一个标志性年份。”
但随着经济增长推动着资本密集化制造业的发展，中国制造商正开始向价值链的高处攀登，更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中国制造的新的代言。
特别是随着国内需求井喷，汽车生产量数量的急剧上升，2009年中国汽车产销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国，中国汽车业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
然而，前段时间富士康与本田中国接连爆发出的意外事件，让人们对世界工厂的内涵重新审视。在目前我国社会经济结构转型阶段中，虽然市场需求依然旺盛，但低廉劳动力成本的红利优势正在逐渐减弱，中国不再是以往能够提供无穷廉价劳动力的代名词。
在经历加薪风波后，富士康与本田最终将工人工资上调66%和24%，值得关注的是，无论富士康所在的IT代工业还是本田中国所在的汽车制造业，此番加薪必将对它们所处的行业产生深远变革和影响，有分析人士甚至断言，这代表着过去中国底薪时代的终结。
两难决策
当然，更高的工资可能会使经济运行变得更为复杂，一方面，更高的薪酬可以确保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吸引力，但另一方面，有关政府还需要努力保持对企业投资的吸引力，这不啻为一个艰难的平衡。
“这对政府打算如何处理劳动法规将是一大考验。”一家外资风险控制咨询公司的上海分析师安德鲁·吉洛姆表示，他认为，“如果继续发生一系列类似本田零部件工厂的罢工，政府、企业都将感到头痛。”事实上近10年来，由于对生产条件和薪酬不满而发生的停工现象屡见不鲜。只是由于这些企业的名气远没有富士康那么大而没有引发全社会关注。悲哀的是，公众之所以注意到富士康，也并非由于它是巨无霸型的代工企业，更多是由12条血淋淋的人命换来的。
问题在于，即使改变眼下的劳动密集型现状，引入更多的全自动机器化生产，就真的适用于中国吗？
一个极端的比较在于富士康与比亚迪之间。作为代工领域的这对冤家，执行的是完全不同的生产理念。对郭台铭而言，他的信条就是尽可能多的使用机器生产。在富士康，最先进机床、磨具等一应俱全，工人只是流水线上的一个铆钉；而对王传福而言，他的信条就是最大化地发挥工人的作用，曾经去过比亚迪深圳工厂的人回来告诉记者，走入比亚迪车间，任何人都会被巨大厂房里灯火通明、几万人人头攒动的劳动场面所震撼。在二者的对攻中，起码就眼下而言比亚迪超过了富士康，这多少也证明了比亚迪“人定胜天”的模式在中国的现实有效性。
实际上，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早就提出，中国自宋朝以来，在农耕社会中对于先进工具的使用和创造就几乎停滞，原因就在于宋代以后中国人口大量增加，导致人力资源的大量获得，失去了推动先进生产力的动力。反观西方国家，无论英国、德国还是日本，都是通过工业革命实现强国道路。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人力资源的高成本，推动了制造业不断的变革升级。或许，过低成本的人力资源优势，在某种意义上已然成为阻碍先进工业发展的劣势。
外电评论认为，提高人民收入，很可能是将是中国政府下阶段的工作重点之一。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近期一次讲话中，强调了调整经济平衡、更注重家庭消费的重要性。李表示：“调整经济结构，不仅是一项长期战略任务，而且是当前的一项紧迫工作。”
竞争力不减
话题回到文章最开头的疑虑，大范围增加劳动者薪酬，会否削弱中国制造的竞争力？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严重依赖出口的外向型经济来说，成本优势的减弱，难免会影响出口，从而影响宏观经济大局。对此疑问，商务部长陈德铭日前对给予了明确的回答。陈德铭认为，一些企业陆续加薪对于中国出口定单会有一些影响，但不会很大。陈德铭解释说，因为中国还有很丰富的劳动力，或者说中国劳动力的红利期应该还没有过。“我们要到二○三几年的时候，才会到人口的高峰。”
一位合资车企的高管告诉记者，近期出现加薪潮，不过是迟到的事，并不会降低中国制造在国际上的优势，“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是任何一个外资都难以割舍的，仅因中国廉价的劳动力不再廉价而放弃中国市场，不仅不明智的，更会后悔。”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判断。5月份以来短短一个多月内，大众、日产和宝马纷纷投巨资新建或扩建在华产能，而不是向有些人担心的那样，将产能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印度、越南等市场。
由此看来，企业加薪，“涨工资”对中国经济而言还是利大于弊，是一件好事。这种变化有望加快整个国家经济的转型，从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升级。实际上，从发达国家经验来看，产业转移并不是单向的，中国在接受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同时，也在把相对落后的低端产业继续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
另外，经济学界认为，随着中国工人开始增加支出，有望改变现在国富民穷的不合理现状，国内经济运行将减少周期性波动，国内经济增长将更多地由内需、民众购买力来驱动。更长时期内，薪资增长有可能缩小收入差距，改善人口结构变化，推动中国经济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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