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汽车圈内及社会议论纷纷的两件事，实际上也是政策技术层面的问题。其一是，中央和地方财政给予新能源汽车补贴，却产生了某些企业骗补；其二是，交通部的网约车政策，在地方政府具体政策制定层面，大大走样。
◎ 《汽车人》评论员 赵英
笔者曾在汽车工业管理部门从事政策研究7年之久，后来又到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政策。说句玩笑话，自认为是政策研究工作者中的理论研究者，又是理论工作者中的政策研究者。
据笔者心得，政策研究与理论研究的最大不同是：政策研究主要追求如何在利益妥协中，求得最大公约数，把事情办得通，取得相对较好的结果；理论研究主要追求如何获得新的理论突破，解释事情背后的深层动因，提出理论最优结果。
政策研究、制定，主要考虑现实边界条件的约束；理论研究则允许信马由缰，做思想实验。但是，如果政策研究中，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撑，难免过于强调现实之局限，缺乏足够的前瞻性；如果站在理论研究的立场去评论政策的研究与制定，不顾及现实约束，则难免流于空想。
政策研究与理论研究有极大差异。不能以政策研究的思维与要求去指导理论研究；反之，也不能以空洞的理论去夸夸其谈地评论政策。
政策的研究与制定，是良心活，也是技术活。所谓“良心活”，说的是政策研究与制定，要从为多数人服务（也即为人民服务），对多数人有利的角度，去考虑政策的研究与制定，这是政策的出发点和价值观。为多数人服务，对多数人有利，是政策研究与制定的道德上线。现实社会中，由于诸多利益集团的存在以及他们对政策施加不同程度的影响，实际能够实施的是多数利益集团能够接受的政策。多数利益集团能够接受，是政策研究与制定的道德底线。
所谓“技术活”是指，政策的研究与制定，既要有好的出发点，又要有能够具体落实的政策措施与路径。再好的政策，没有技术层面的支撑，也难以见效，甚至会产生负面影响。
就政策的技术层面而言，想多说几句。中国幅员广大，地区差异巨大，发展程度不同，利益诉求差异巨大，因此，即便中央政府制定出试图统一推行于天下的政策，在现实中也不能不打折扣，区别只在于折扣的大小，形态而已。中国千百年来，所谓“皇权不下县”，地区差异使中央政权不能不在相当程度上给予县以下乡村社会单位有足够的自治，使政策有足够的弹性。
正因为政策是良心活，也是技术活，所以政策制定者在把握良心，施展技术时，不能不左右权衡，瞻前顾后。所以毛主席他老人家教导我们：“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老人家这段话，讲的就是要讲求政策技术，深入细致地搞好“技术活”。万不可坐在办公室粗枝大叶地凭空构想出一套政策，要充分想到政策设施中可能出现的困难。
当下汽车圈内及社会议论纷纷的两件事，实际上也是政策技术层面的问题。其一是，中央和地方财政给予新能源汽车补贴，却产生了某些企业骗补；其二是，交通部的网约车政策，在地方政府具体政策制定层面，大大走样。
中央和地方财政给予新能源汽车补贴，出现某些企业“骗补”，可以说是好事没有办好，在执行层面，政策实施缺乏足够的技巧和经验。对新能源汽车给予财政补贴，从良心层面并没有错。支持新能源汽车发展，节能减排，出发点是好的。其实，发达国家政府也都对新能源汽车给予不同程度的补贴。但是在政策技术上可以更加严谨、妥帖一些。如果当初设定补贴直接给予新能源汽车购买者，可能会在相当程度上减少骗补。类似的失误，在我国推动增值税改革时，也出现过。当时某些人利用增值税改革，伪造单据，套取钱财。在政策的技术层面，政策具体设计上，政府有关部门，还要不断提高水平，但不能因噎废食。
交通部的网约车政策，在地方政府具体政策制定层面，大大走样，则显示了千年来中央政府制定和落实政策时面临的挑战，依然存在。出租车管理是典型的带有不同地方特色的问题，中央部门只能制定出一个政策原则，由对方政府具体落实。然而，在落实过程中，争议必然产生。以北京市为例，我认为，不让外地车进京作为网约车，并没有错。如果在北京市民不得不摇号购车的同时，拥进了许多外地车满街乱跑，不仅使原来限制私家车增加的政策流于无效，而且对北京市民有失公平。但是，规定外地人不得在京运营网约车以及规定网约车排量必须是2.0以上，则需要商量。这又是技术层面的问题。既然是技术层面的问题，就比较容易讨论，有修改、妥协的空间。如果不仅存在技术层面的问题，还牵涉到利益层面的博弈，例如对本地出租汽车公司的保护，就比较难办了。其实，网约车的当事方——滴滴打车，也是出租公司之一种，并且目前有成为行业垄断者的趋势。一个潜在的行业垄断者与地方政府的博弈，使技术层面的问题，更复杂了。
希望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这两件事情上，进一步总结经验，提高政策技术水平，把好事办好。(《汽车人》评论员/赵英)【版权声明】本文系《汽车人》独家原创稿件，版权为《汽车人》所有。欢迎转载，请务必说明出处及作者，否则必将追究法律责任。敬请关注“汽车人传媒”公众号（qcr05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