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去最初在日产的头四年，这应该是东风日产技术中心副部长刘强来到东风日产的第11个年头。不过，在这11年的数字里，刘强真正来到中国总部的时间还是5年前。
“我在日本工作十年了。不论如何，坚决不改我的中国国籍，为的就是等待一个回国的机会。”眼前的刘强，穿着一身东风日产的米白色工作服，衣领处露出一件白色的衬衫领，简单、精神。十年里，原本在日产公司里的70多名中国员工，都陆陆续续地回国了。他们经常会催刘强：赶紧回国，中国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大了。但在当时，他并没有应朋友的邀约，而是依然独守异国他乡。
他告诉《汽车人》，不是他不想回，而是在等待一个时机，“我告诉他们，下一个十年，中国车企发展到海外收购汽车企业的时候，到那个时候，我就回去。”
“拼命三郎”
刘强现在可以说是东风日产的公众人物了，他经常会代表东风日产出席在很多汽车领域的活动中。口才一流加上思维敏捷，再冠以高屋建瓴的眼界，刘强总能俘获全场人的“芳心”。
也许在聚光灯下的他，身上总是泛着耀眼的光环。可谁又知道，从“幕后”到“台前”的十多年间，得经历多少风雨，才能铸成一把好剑？
“那时候谈判完回到日产，是工作上最艰苦的时候。突然一下不适应那儿的环境了，谁都不信任你，不知道该怎么做事，没有人沟通，心情郁闷。”回想到以前的日子，刘强有一丝失落，毕竟当时不是第一次去日产工作，而是在中国参加完东风与日产的沟通与谈判之后，重回日产，反倒生疏了。
刘强深谙项目管理部门在日本企业的意义。这个部门掌握了很多核心的问题，通常日本的企业是不会允许非日本国籍的人参与其中。因此，幸运的是，同为非日本籍的日产社长给予了他这一次“开放”的准入机会；但道路的曲折，便是由一起共事的日本人带来的非同一民族的排斥感。
“你想让日本人尊重你的话，你必须要付出努力。”刘强从嘴里轻描淡写地吐出这么句话，本来一直滔滔不绝的他，顿时陷入了一个人的世界——他拿起杯子，抿了口水，停顿了片刻。
“那一年，我基本上每天都在学习标准化流程、方法、规划……因为我什么都不懂。”由于刘强当时是在日产的核心部门工作，除了他自己以外，根本就找不到其他的中国人。这种前所未有的无知与无助感，让刘强化身成了“拼命三郎”，用他的话来解释就是：“先不论运用的好不好，但那些标准化流程如果不在一天内记住，是绝对不行的！”
然而，即使是这样的学习状态，也让他碰了不少壁。
有一次，一位客户打电话来找刘强的部下来解决问题，但当时他的部下不在，客户便询问有没有其他的负责人，刘强便告诉对方，自己也是负责这个车的。不说还好，一说对方的语气便立马有了变化——电话的那一头，5秒钟没有任何声音。
“‘刘强’这个名字一听，就知道是中国人。他们就留了句‘待会再打给他吧！’便挂了电话。”说完，刘强苦笑了一下。
在日本的国度里，他们认可的是实力，不是头衔。如果没有让他们愿意俯首称臣的能力，那么便如同傀儡一般，形同虚设。
“我不能输给日本人。”刘强的声音不大，但沉稳而坚定，就像长了几年的竹笋一样，虽然在地面上的枝芽才还到一寸，但地下根系说不定已扩散至方圆几里，难以撼动。
也是在这一年之后，刘强的自信被一步一步的重建。在拥有15000多人的日产研发中心里，做到管理职位的中国人，只有刘强一人。
“你当一名普通员工时没什么责任，但现在你的职位越高，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大，你的敬畏心便愈发强烈。”刘强坦言，现在他驾轻就熟的工作能力，早已摆脱了之前的困境。然而这些并没有助长他的傲气，反倒是他在这条路上的反思越来越多。
他想做的，应该不仅仅是完成好职责上的工作，从他现在所承担的启辰事务看来，他在走一条早就想走的路。
20年
“1981年，我父亲作为中方代表，与原美国汽车公司（现在的克莱斯勒）谈吉普的合资合作。20年后，2001年，我作为日方代表，与东风谈东风日产的合资合作。”话到此处，刘强反问了一句：“再过20年，到了我孩子的时代，中国汽车还要靠合资来活吗？我不想看到。”
虽然那时候，刘强还只是个十几岁的孩子，但每当有客人来家里和父亲谈论汽车的时候，父亲再也不是只让他给客人端茶倒水了。
“我高中的时候，有一次我爸对我说‘下次倒完茶拿一小板凳坐那，可以听不许说话。’从那会我开始听，听了三年。”这是刘强认为自己在汽车方面，被父亲影响最大的地方。也是从那时候起，他开始从这里“认识”汽车历史。
1964年，北京汽车制造厂根据部队需要，自行设计、定型了BJ212轻型越野车，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BJ212的技术就显得有点落后，部队同志提出改进要求，原机械工业部部长饶斌做出指示：通过合资，引进新技术，开发新产品。
这便是刘强的父亲参与的中国第一家合资企业的开始。
“当时条件艰苦，没有电话，谈判完了就得去领事馆发电报，去汇报今天。”虽然刘强并不是第一代汽车人，但是在耳濡目染之下，他非常能够理解业内所流传的一句话“耐得寂寞20年”。在汽车产业的历史上，1981年到2004年，中国汽车的国产化是最低的。也是在做了合资之后，国产化才真正发展起来。然而在“合资换技术”的进程中，中国似乎并没有换来太多核心技术。
“我觉得东风日产之所以能够有今天，是因为日产向东风开放所有技术标准，这让国家都吃惊。”这也许是刘强觉得骄傲的地方。虽然相隔20年，父子俩做的都是合资谈判，但在技术上引进的突破，是这个时代对于上个时代的超越。
“今年，我回北京看望我父亲，和他一起聊天，以成年人对成年人，社会人对社会人的方式沟通，他说我现在对你越来越放心了。”在刘强的心理，他们都是汽车人，但是都在担负不同的时代使命。儿子并没有在与父亲比较，只不过他正在做这个时代，自己该做的“汽车人”。
现在，刘强正负责启辰新能源汽车的研发。就如十多年前，由刘强亲自参与研发的骐达，被他称为是自己的第二个女儿一样，也许在启辰研发的新能源汽车，可能会成为他的第三个女儿。
不过不同的是，这个“女儿”产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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