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汽车人》杂志特约撰稿 姬康
“经济衰退”、“经济危机”、“金融风暴”，我们现在经历的这次周期性社会增长停滞被冠以各种名称，无论对未来是悲观还是乐观，惟一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情况在人类历史上既不是第一次出现，也绝不会是最后一次。
当我们面对好心的经济学家用自己或别人的理论对其进行着各种解释、描述而不知所措时，不妨回头看看人类一路蹒跚的发展轨迹，即便不能告诉我们路在何方，但至少可以知道我们现在站在何处。
道格拉斯·诺思的《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就给出了这样一个视角和范式。在这本书的序言中，作者写道：“如果我们相信对历史可以作出唯一科学的解释，那么我们不过是在欺骗自己。但如果我们不试图达到那个目标，那便是低估了经济史这门学科。”
诺思在该书中力求以制度的变迁来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运用一套完整的经济史理论考察和解释了自农业起源到20世纪大约一万年的经济增长的漫长历史，使得经济理论和历史研究达到了结合和统一，从而相当完整地提出一套经济史理论，探讨了经济的深层制度结构是如何发生变化的，而这种制度又是如何作用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全书的中心思想可以概括为：由于人类受其自身生产能力和生存环境的约束，只有通过交换即交易这一基本活动获得经济效益和安全保障，而产权是交易的基本先决条件，产权结构的效率引起经济增长、停滞或经济衰退。国家则规定着产权的结构并最终对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
众所周知，中国今天处于其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转型期，这种转型本质上也是一种制度重构。因此，对“制度”的关注成为中国当前各门社会科学的显性话题。但是诺思用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国家的兴衰存亡，经常被误读为将技术革新、储蓄和投资、规模经济、人力资本等市场要素的增长定义为经济增长的动因，这些数据也就成为衡量成国家繁荣或衰退的根本指标，这种误读也就使其理论成为“中国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又一个注解。但诺思的思想精髓实际在于突出经济增长的原因在于制度变迁，即确立和革新产权结构。其中核心内容是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即节约交易成本，提高经济组织的效率，而这种制度的建立来自于产权规范，国家架构和意识形态共同作用下的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公共产品质量,自我克制的市场价格。
这样，按照诺思的理论——完善的制度能够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那么，我们对于现在经济危机就可以有另外一种解释——现行的市场制度是否已经不适应经济的发展——数量庞杂的金融衍生产品、名目繁多的信贷方式，看似我们的选择增加了，但过多的选择降低了市场产品的稀缺性，使当量产品无人问津，实际上提高了交易成本；而上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通过无为而治换来的10余年的市场繁荣，无形当中也降低了其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和服务质量；另一方面，缺乏政府强制监管，自我道德约束能力自然下降，贪婪的人们自然会迷失在纷繁复杂的市场中。正是如此，模糊的产权规范导致潜在交易成本的提高，国家架构在经济发展数量至上的前提下放松对市场的约束，导致市场主体的失控。这样，三块基石联动倾斜，造成整个“制度”的向内坍塌，同时产生了外部不经济效应，造成全球的经济衰退。
以上这些也许正是诺思理论的现实意义，其通过对人类社会一万年左右历史的考察，相对简单地为现在的经济衰退提出了一种可能的解释——只有通过建立新的产权规范、提高政府对市场的监管力度、消费者重新约束自身的非理性行为才能建构新的“制度”，从而使经济发展重新走上正轨。显然，无论诺思对经济发展动力的解释正确与否，其用制度创新和制度变革来解释长期经济增长和人类社会演进的理论，无论对现实还是未来都具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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