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汽车厂商、经销商和消费者对燃油税和“汽车下乡”政策普遍肯定，但这些土政策却使实施效果大打折扣。土政策何以这么厉害？更蹊跷的是，越是小地方，土政策越是横行，而且非常顽固，这又是为什么？
所谓“土政策”，就是地方或某些组织针对辖区制定的社会资源控制与分配准则，具有明确的权力边界，对其他地区和组织无效。
土政策并不是只涉及汽车行业，户口、医疗、养老、就业、生育等生活基本问题遭遇的土政策更多。在网上Google一下“土政策”，足有 376000 项查询结果，只不过近期中央政府对汽车消费鼓励较多，因此汽车业遭遇的土政策格外之多。
土政策五花八门，其来由、特征以至于最终消失的途径都各不相同，但其本质是一致的，核心就是两个字：利益。利益驱动力越大的土政策，越是顽固。
比如，收费公路的利益链几乎是公开的秘密。且不谈贷款修路、收费还贷这种模式是否妥当，也不讨论是不是所有的公路都应采取这种模式，单就这种模式本身而言，就有诸多疑点。很多公路收费收上了瘾，至少收满法律规定的20年，甚至过了这一“大限”仍在违规收费，日进斗金，却仍声称还贷困难。
早有媒体曝光，收到的费用大部分都没有用来还贷，如山西刘家堡汾河大桥收费站，修建时贷款726万元，设站收费6年，至2004年审计时共收1317万元，不过只归还银行贷款30万元，“还贷率”为2.3％，基本就是借还贷的名义来收费而已。
在这种被戏称为“比抢银行还赚钱”的利益驱使下，不难理解为什么取消二级公路收费这么艰难。
虽然山西迫于外界压力公布了时间表，但能否按时执行还是个大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没有公布时间表的省份仍占多数。至于本文开头提到的吉林镇赉县农机局统一采购下乡车，更是赤裸裸地与民争利。该农机局与其挂钩的汽车经销商之间有什么利益勾结，农机局向购车农民多收的费用又用在哪里，明眼人一看便知。
除了这些利益纠葛明显的土政策之外，还有一些看似和利益无关的土政策，曾经被业界热议的各地“限小”就是一例，就连现在北京的尾号轮换限行也被质疑没有法律依据，有土政策嫌疑。这类土政策看似没有直接产生利益，但其实施后所产生的“政绩”是某些地方政府官员追逐的目标。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曾经撰文指出，目前地方官员的晋升体制类似一种晋升锦标赛模型。由于晋升职位总是有限的，这种锦标赛具有一种“零和博弈”的特征，一人提升势必降低别的竞争者的晋升机会，由此就有一些地方官员为了个人的政治前途，热衷于制造“立等可见”的政绩，对于可持续发展倒是兴趣不大。
政府本代表公共利益，但土政策的泛滥向我们宣布了一个无情的事实：政府机构有其自身利益所在。
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詹姆斯·麦吉尔·布坎南认为，国家只不过是人类组织中的一种组织形式，国家的政治活动不会自动地代表公共利益，“政治领域的人也如包括市场在内的其他领域的人一样追逐私利”。这是土政策产生的人性土壤，也注定了土政策不会轻易被消灭。
现在的土政策，如果不是民怨沸腾，或者被权威媒体曝光，一般都会执行下去。很多专家学者都在讨论如何从根本上消除土政策。不少人建议完善行政许可法、行政诉讼法宪法审查制度等，通过法律途径铲除土政策。
这当然是长远的目标，但就目前现状而言，并不现实。因为法律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远没有政策受重视，无论相关法律再怎么完善，现阶段也难以制约土政策。
目前比较行之有效的办法，一是改革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和任命机制，兼顾长期政绩和近期政绩、显性政绩和隐性政绩、经济绩效和非经济绩效。现在部分地区已经把群众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办事效率以及民主政治建设纳入官员考核体系之内，推而广之可以减少追求政绩式的土政策。
二是保护媒体采访、曝光的权利。对付赤裸裸追逐利益式的土政策，媒体曝光是行之有效的办法，总比群众上访效率要更高，代价也要小一些。不过，现在某些地方政府对于曝光其问题的媒体恨之入骨，采取各种手段报复，去年年初县委书记派公安进京抓记者就是典型案例。对此，中央政府要再度明确并在实际案例中保护媒体的采访权。
这些是短期内有效的办法，从长远来看，还是要靠深入政治体制改革来解决。政治学的基本原理是：谁授权就对谁负责，如果权力来自选举，官员就要对选民负责，如果来源于任命，就要对任命他的组织或个人负责。
目前我国上级任命制还是占主导，有必要逐步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和进一步落实人民对干部选拔任命的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和罢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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