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芯片禁令又向前走了一步，若继续向前，面临的后果将是不可控的。对华芯片脱钩，要做到什么程度，现在正面临非常微妙的局面。
文 /《汽车人》黄耀鹏
1月底的时候，经过数月的谈判，美国、日本、荷兰三国，就“限制向中国出口部分先进芯片制造设备”达成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协议”的指向和次生影响，受到业内广泛关注。
“法案”的延伸升级
在协议签署之前的几个月，日本与荷兰，特别是企业层面，不愿意配合，因为这意味着商业机会的流失。几个月以来，日本与荷兰企业与政界人士，一直在抱怨商业利益受损。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1月13日，日本首相岸田访问白宫，表示“完全接受”拜登提出的“建立美日荷三国合作机制，禁止向中国出口半导体技术”的要求。
禁令主要包括：将14nm及更小的半导体技术作为监管的主要对象；禁止向中国出口使用美国技术的产品，包括在中国等海外工厂制造的产品；禁止向中国出口可以生产先进半导体零部件的制造设备。
这是美国2022年8月签署通过的《芯片与科学法案》（以下简称“法案”）的延伸和补充。美国意在组织国际制裁联盟，堵住所有中国芯片产业参与全球分工、技术升级的道路。
《芯片与科学法案》总额有2800亿美元，其中有关芯片的预算大约520亿美元。法案的主线是促使美国“再造”芯片制造业，暗线则是限制中国发展先进芯片制造业。
对海外企业（尤其是台湾地区），该法案不具行政强制力，主要使用经济手段。即禁止接受法案资助的企业，在中国（“法案”措辞是“特别关切国家”）扩建芯片制造产能，有效期10年。
“法案”与其说针对所有芯片代工企业，不如说只针对台积电。因为在大陆生产28nm制程的代工厂，只有台积电，但上游受影响的企业有很多。
“法案”在2022年10月份落地后，美国认为，没有芯片供应链企业的配合，“法案”存在漏洞，即中国可以自行组建先进芯片供应链，前提是能买到制造设备和耗材。
EUV光刻机全球唯一供货商是荷兰的阿斯麦，DUV光刻机还包括日本尼康等企业，而光刻胶、氢氟酸（用于酸洗，去除杂质）的优势企业在日本。所以，切断中国自建产业链的努力，就必须拉着荷兰与日本。
“三国协议”中值得注意的有两点。
一个是先进制程的标准变了，从法案的28nm变成14nm，这应该是荷兰、日本与美国讨价还价的结果。
另一个，这是政府间协议。荷兰和日本政府签了之后，回家将制定自己的政策，这样两国的企业才能奉行。这就意味着禁运手段，从美国国内企业用行政手段、国外企业用经济手段，过渡到海外企业也用行政手段了。
对于荷兰和日本相关企业而言，经济上选择权也不给了，显然是一种新的升级。
日企损失扩大
2月4日，日本政府透露称，岸田首相已经指示经产省大臣尽快制定具体政策，计划在2023年4月前后，与美国和荷兰统一步骤，实施对中国芯片技术的出口限制。
日本经产省认为，在芯片制造领域，日本有7家企业受到未来新政策影响比较大，分别是东京电子、爱德万测试、斯库林、日立国际电气、日立高科技、佳能、迪思科。名单上没有尼康。
2021年，日本芯片制造设备、耗材出口额3443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783亿人民币），其中30%来自中国市场。而2022年10-12月，由于“法案”逐渐落地，面向中国的销售额减少了40%，损失为1027亿日元（约合53亿元人民币）。
如果100%执行禁令，相当于丢掉30%的业务。
东京电子（TEL）的产品几乎可以覆盖半导体制造流程中的所有工序，是日本第一、世界第三的半导体设备公司。
东京电子社长河合利树表示，政府尚未与其就“禁令”沟通。他说：“虽然有影响，但（中国客户的）投资计划，还没有变更到我们想象的最坏程度。”他又指出，如果日本加入限制，将（对东京电子）产生直接影响。他这番话，是在协议之前说的。现在看，“如果”肯定要变成现实。
这就揭示了，从“法案”到“三国协议”，日企的损失将扩大到什么程度。
河合利树所称的“投资计划”，指的是中国自建芯片产业链的资金投入。同时，东京电子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高管抱怨称，“这是一旦进去就无法摆脱出来的捕鼠器”，意即对美国政府抱有不信任感。但是日本的限制政策落地，企业将别无选择。
全面禁运不可能
行政手段比经济手段好用，但代价是荷兰、日本企业不情愿，不情愿就有漏洞。而这些漏洞，是市场价值规律受到扭曲之后的必然结果。就像美国100年前的“禁酒令”，空前严厉的政策和执法，到头来养出空前繁荣的私酿产业链。
追求制裁效果最大化，导致措施空前严厉。美国已经将遏制中国芯片产业的措施，升级到这样一个地步：即不仅针对制造端，同时也针对在中国的所有相关需求。跨国公司如果在华设厂，其需求理论上也将遭到禁运。因此也是第一个针对中国境内先进芯片需求的禁令。
《汽车人》曾在《王军去职，华为汽车业务“抗性”提升了吗？》一文中指出，电动+智能汽车的芯片需求，大都能找到国产替代，从跨国二级供应商转换到中国供应商，只是时间问题。
但是算力芯片，也就是自动驾驶、座舱的算力核心（两个算力需求当前有合流的趋势），产能不是来自三星，就是台湾一批代工厂（台积电、世界先进、日月光等），这些难以找到国产替代。
这样，禁令就衍生出两个附加问题。
其一，是必须将韩国、台湾地区拉入到禁运联盟当中。其实美国早有相应动作，只不过韩国和台湾地区没有松口，让四方联盟（包含日本）“前景模糊”，反而让“三方协议”后发先至。如果没有美国领导下的亚洲芯片联盟，彻底封堵中国芯片需求仍不现实。
其二，是在禁令框架下，如何应对车企，包含德、日、美、法、韩在内的所有在中国境内拥有产能车企的算力芯片需求。
按照美国以前的做法，是发配额。芯片企业（卖方）提出申请，美国商务部审批，时间延长、范围受限，此举导致了中国芯片需求下跌（其实只是直接需求下跌，暗度陈仓的无法统计），美国芯片企业2022年市值掉了2400亿美元。
此举两面不讨好，阿斯麦CEO温宁克2022年12月抱怨称：“在美国的压力下，我们失去的已经够多了！”
温宁克质疑美国的“双标做法”——美国芯片制造商能够向中国客户出售其最先进的芯片，而阿斯麦却只能出售旧的芯片制造设备，这似乎是矛盾的。“美国芯片商向中国客户出口没有遇到问题。”
现在假设对车企算力芯片需求彻底拿捏，要么仍由卖方申请，这将重蹈2022年的混乱覆辙；要么创新一点，由需求方申请。
后一种做法对美国人的好处是，可以清楚地看到芯片流向，但坏处也是明摆着。长臂管辖到审批中国境内企业（不管是哪一国的）订货需求，将引发中国寻求强硬的、范围不可预知的报复措施。而获批速度和范围的差异，将导致欧洲、日本、韩国企业的质疑。重要的是，全球汽车供应链，将引发巨大的混乱。
禁令要不要延伸到先进芯片需求端，车企们一直有担忧。如今美国又向前走了一步，但若继续向前，面临的后果将是不可控的。
迄今我们仍然倾向于不相信，美国决心遏制中国先进芯片的需求。如果只将禁令局限在制造端，从2022年到2023年的一系列外交努力，似乎又无的放矢。对华芯片脱钩，要做到什么程度，现在正面临非常微妙的局面。【版权声明】本文系《汽车人》原创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